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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睿:唐代前期銓選制度的演進

            发布时间: 2017-05-07

            ‍編者按:本文原載《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微信版有刪節。
            唐代前期銓選制度的演進
            從新獲吐魯番銓選文書談起
            史 睿
            2004年,吐魯番文物局搶救性地發掘了巴達木2號臺地中部的207號墓,墓室中出土一組唐代文書,其中三片文書經過“新獲吐魯番文獻整理小組”集體研究,定名爲《唐調露二年(680)七月東都尚書吏部符爲申州縣闕員事》。它標誌著唐代銓選程序中全國範圍內常規性闕員統計的變革,填補相關文獻記載的缺失,對於深入認識唐代前期銓選制度的演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闕員統計的研究,啓發我們重新討論唐代前期銓選制度發展的重要環節和概念,對既往被忽略的重要史料重加解釋,把斷裂的史料補綴成較爲完整的歷史圖像。同時,唐代前期銓選制度演進過程中,統計技術的應用,對於整個制度的演進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對於此件《唐調露二年東都尚書吏部符》中所展現的統計技術的應用給予了特殊的關注,試圖探尋其根源。
            一、唐代前期銓選中闕員統計的實行
            玆先將《唐調露二年東都尚書吏部符》迻録於下,並據上下文對相應的缺文加以復原:
            文書有六處鈐蓋朱文“東都尚書吏部之印”,且由時任尚書吏部員外郎的魏求己起草、簽署,表明此符系由東都吏部下行全國州縣。本組文書的第一部分(1-10行)爲東都尚書吏部所定申報闕員狀樣,是《東都尚書吏部符》的附件,附在文書之前;第二部分(11-22行)則是符文本身,其內容是令全國州縣依狀樣統計闕員,申報尚書省,羈縻州和蕃州需置漢官一同申報,用於銓選。
            從這件文書中可以明確得知,唐朝全國性、常規性的闕員統計的確立不晚於調露二年。闕員統計是銓選程序的重要環節,每年注擬官員全都依據闕員數量,有闕員方可定留放和注擬。對於這個重要環節,以往研究銓選的學者雖有涉及,但苦於資料不足,無法展開細緻研究。《唐調露二年東都尚書吏部符》的出土,爲我們深入研究闕員申報和統計的問題,尤其是它於高宗時期發生的重要變革具有極爲重要的意義。
            五品以上內外官的闕員統計可以與其他外官闕員統計相對照。貞觀年間(627-649),五品以上內外官就有了常規性的闕員統計,定期編制具員簿。《唐會要》引建中三年(782)中書門下奏云:“准貞觀故事,京常參官及外官五品已上,每有除拜,中書門下皆立簿書,謂之具員。取其年課,以爲遷授。此國之大經也。”此乃追述唐初貞觀故事,可知具員簿的制度之一般,即由中書省和門下省分别記録五品以上內外官的拜除,作爲檔案,一方面規定五品以上官員的定額,一方面又當作五品以上官員遷授的依據。又,唐太宗於貞觀六年精簡內官,“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有三人而已”,《新唐書·百官志》載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可見當時確有部分官員的員額統計數字,可能與具員簿所記的員額有關。顯然,與五品以上官員的選任相比,六品以下官員的銓選則更具規律性,大部分闕員可以根據律令制度的規定推算,例如考滿之闕,可以根據《考課令》四考爲滿的規定,從銓注謝過開始推算,四年考滿之後即卸任。此類闕員即《調露二年東都尚書吏部符》所附狀樣中“考滿”的類型。而另外一種類型,即“事故見闕”的類型,包括身亡、丁憂、解免、身不赴任、致仕等等,則必須由各地申報具體情況、時間和人數。
            隋代開始實行“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的銓選制度,外官“刺史、縣令三年一遷,佐官四年一遷”,以此推測,當時吏部應該掌握全國外官的闕員大致情況,但是詳情不得而知。唐承隋制,外官銓選仍歸吏部,推測應該有申報闕員的制度,然而何時出現全國性常規性的闕員申報制度,史無明文。《唐調露二年東都尚書吏部符》極有可能是一次重要的外官闕員統計制度的變革。從此件文書中,我們發現幾項內證:其一,新狀樣的頒佈往往意味著新制度的實行,唐代前期銓選制度變革中曾有其例:如總章二年(669)吏部侍郎李敬玄、吏部郎中張仁禕改修狀樣、銓曆,更加方便吏部審查選人是否具備注官的資格,推動實施了新的銓注法。與之相似,《調露二年東都尚書吏部符》所附“申報闕員狀樣”就是全新的文書樣本,由此展開的闕員統計極有可能與新的闕員申報制度密切相關。其二,州官下有注脚云“此色內雖有已申者,今狀更須具言”,又下一級細目中“事故見闕”事項下注脚云“此色內雖有已〔申者,今〕狀更須具言”,這表明調露二年之前已經存在非常規的個别類型或局部地區的闕員申報,尚未形成嚴格的制度,而自此以後不論各州以往是否曾經申報過某種類型的闕員,這次都要再行按照新式狀樣統一申報。
            以筆者所知,傳世史籍關於闕員最早的記載見於《舊唐書》卷八八《韋嗣立傳》。中宗景龍三年(709),韋嗣立上疏諫曰:“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所謂正闕,即朝廷經過闕員統計之後得到的數字。所謂員外置官,此處不是指增設員外官,而是注擬尚未考滿或見闕的闕員。中宗景龍三年,正是鄭愔和崔湜掌選時期,他們在闕員數量之外多留數倍的選人,而且提前使用了三年員闕的總量,造成銓選制度的極大混亂,備受世人譏評。《通典》云:“時以鄭愔爲吏部侍郎,大納貨賄,留人過多,無缺注擬,逆用三年闕員,於是綱紀大紊。”又《唐會要》云:“景龍三年,鄭愔與崔湜同執銓管,數外倍留人。及授擬不遍,即探用三考、二百日闕,復不行,又用兩考、二百日闕,朝注夕改,無復定準。”這都與韋嗣立所諫之事吻合,鄭、崔二人數外留人、逆用闕員的實質是不依據闕員統計得到的數字定留放,打破了所留選人和闕員之間的均衡。同時,這也表明調露年間開始實施的全國性、常規性闕員統計之後,至景雲年間(710-711),已經形成了常法,即使是選法大壞的中宗時期,這種常規性的闕員統計仍舊遵照執行。因爲祗有掌握了多年闕員統計的數字,才能掌握其規律,提前使用闕員補官。
            二、唐代前期銓選選格的確立
            調露二年的闕員統計除了爲當年的注擬提供根據,也爲次年冬集人數的調整提出了課題。開耀元年(681)五月高宗以冬集選人十放六七,放免比例過大,要求內官九品以上集議。這正是由於前一年全國性常規性闕員統計實行之後的結果。調整的措施最初可能是零散制定頒佈,後來彙集在一起,就形成了選格。選格屬於爲銓選事務制定的專項法條彙編,而非一般所言律令格式之格,即行政程序法典。
            寧欣爲唐代選人變化畫出了一條曲線:“即唐初較少,貞觀以後逐漸增加,武后時達到畸形高峰,每年約五萬人,此後回落至萬餘人,又以每年遞增千人數千人不等,天寶後驟減,德宗以後有所回升,唐末則大約爲數千人不等”。上述冬集選人變化的曲線,很明顯是與唐代前期政治局勢的變化同步。唐初天下未定,各地士人不願出仕;待各種割據勢力漸次平定,唐朝政局呈現穩定發展的態勢,於是選人漸眾。太宗及高宗時期,選人冬集並無格限,選人增加趨勢十分明顯,至總章(668-670)年間,冬集選人激增,參選者歲有萬人。武則天垂拱(685-688)以後,爲了籠絡人心,額外增設官職,同時也放寬選格條件,使冬集選人增加,峰值曾高達五萬人,一般年份,例如如意元年(692),冬集選人也多達數萬。中宗復辟之後,同樣以放寬選格、增設官職的手段籠絡人心,冬集選人仍然維持在數萬人的水準。睿宗景雲之後,宋璟、盧從願等人掌選,重新維持了冬集選人與闕員之間的平衡,冬集萬人而留二千餘人,故得平允之稱。開元初年,銓選之法完全回到正常軌道。安史之亂的爆發導致唐朝銓選制度的癱瘓,戰亂期間冬集無法正常進行,德宗時陸贄整頓銓法,實行分色冬集、計闕集人的辦法,恢復了銓選制度。然而唐代後期藩鎮割據,不報闕員,中央可用闕員僅有安史亂前的三分之二;同時藩鎮自己辟署官員,銓選制度漸趨廢弛。
            筆者認爲,這條曲線並非選人數量變化的曲線,而是參加冬集選人數量變化的曲線。因爲一個新朝代開始之後,隨著政治局勢的穩定,官員的數量會不斷上升,一方面卸任的官員等待重新任命,一方面每年通過科舉和各種途徑入流的選人也在不斷增加。這樣不斷增長的選人和皆有定員的闕員之間勢必不能保持均衡。然而,這種差異又是可以通過某種辦法調控的,調控的手段全在於選格。選格修訂的依據主要是諸州府縣及中央各部門所申報的官位員闕數目與選人數目之比例,若比例較大,選格條件就適當放寬一些;若比例較小,選格條件就相對嚴格一些。據吏部尚書劉祥道云,唐高宗顯慶元年天下官員總數爲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寧欣指出,其中文官大約一萬人,六品以下約八千人,其中考滿和事故見闕者據推算則爲二千四百人至三千人。如果按照《通典·選舉》所言,僅流外入流即有十二萬七千餘人,流內選人尚不計在內;而實際上《舊唐書》卷八一《李敬玄傳》云總章至儀鳳(676-679)間“預選者歲有萬餘人”。開耀元年(681)四月敕云當時選人十放六七,即可以留待注擬官職的選人(大致與闕員數量相近)只占冬集選人的30-40%,如果據上述每年闕員爲二千四百至三千人的數量推算,則當時冬集選人應是六千至一萬人,如果取其最高值,則與《李敬玄傳》所載基本吻合,進一步證實了高宗後期每年冬集選人大致在一萬人上下。上述推算的選人數字和實際冬集選人數字的差異表明當時確有某種調節措施,規定了參加冬集的條件,祗有滿足條件的選人才有資格參加冬集,這樣就能確保冬集選人只占全部選人的一部分。實施這種措施的目的是避免來京選人過多,如果全部選人來京,一方面選人疲於奔波,京師枉費資糧,另一方面大面積的人口流動對於社會的穩定十分不利,來京參加冬集而被放免的比例過高,肯定帶來某種不安定的因素。所以利用選格調控冬集人數與當年闕員之間的比例勢所必行。
            實行冬集選人調控應始於高宗開耀元年。早在高宗顯慶元年(656),劉祥道就已提出流外入流的渠道過多,繼續發展下去朝廷將無闕可用,然而當時並未引起高宗君臣的重視,結果是君臣“憚於改作,事竟不行”。開耀元年,高宗特地集百官詳議如何調整冬集選人數量與闕員比例問題,尚書右僕射劉仁軌總結京官言論時指出,多數意見是“欲使常選之流,及負譴之類,遞立年限,如令赴集”,同時他本人也希望訂立條制,令“其殿員及初選,及選淺自知未合得官者等色,情願不集”。以上開耀元年集議的意見是訂立規則和年限,使初選、常選、負殿和選淺的選人自願不參加冬集,停官待選,而確定這些規則的法條就是選格。實現上述目標的重要環節就是朝廷頒佈選格,各地州府根據選格審查選人文書,限制部分選人當年不得參加冬集。這就是銓選制度中“每歲五月,頒格於州縣,選人應格,則本屬或故任取選解,列其罷免、善惡之狀”這一環節。早在太宗貞觀二十年,經吏部尚書馬周奏請,唐朝開始實施了選人取解之制。選人根據每年五月頒佈的選格,向籍貫所在地或前任任所的州縣提出申請,寫清自己的出身、考數、功績、解免之由,州縣勘驗之後認爲合乎選格要求,則發給文狀,允許選人前往京師冬集,這種文狀就是“解狀”,亦稱“選解”。州縣發給解狀時必然勘驗選人告身、考牒、由曆等文狀,文狀與選格要求不符,則不能參加冬集,其程序與尚書吏部勘責冬集選人文書大致相同。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選人申請解狀的文書,其一是大谷文書1041《唐天寶元年(742)八月交河郡某人功狀》:
            另外一件是《唐某人功狀》(75TKM103:1),其年代當在高宗儀鳳二年(677)之後:
            上引前者缺失文書後半,記録官人出身、連續三年的考績,並列出逐年勳勞;後者首尾俱失,唯存官人逐年勳勞。如果我們抽繹兩者的基本要素,加以合併,可以復原功狀的原貌:功狀大致包括官人出身、考課等第、資歷勳勞等,其功能是選人總結本身任官狀況,以應選格。這與《唐六典》所記選人取解的簿書,包括出身、由曆、選數、考課、優勞、等級,內容基本相同。同時,這種功狀也是《調露二年東都尚書吏部符》所要求州縣長官統計闕員勘責的文書,例如狀樣中注明的行使年限、行使所由、通計前任考滿、解免之由等等,都是功狀需要寫明的內容,無論申報闕員還是應格取解,州縣長官都需勘責如上文書。此符行下西州已是八月二十日,並且必須在十月二十日以前申送尚書省,此時根據吏部符文統計闕員、根據當年選格勘責功狀的工作當即展開。西州選人呈報功狀,大致當在八月二十日以後,經有司勘驗之後,大約四十天可以送達京師,四十四天可以送達東都。天寶元年功狀(大谷文書1041)恰在八月二十一日,絕非偶然,當與地方銓選事務的進度一致。吐魯番出土高宗儀鳳二年後的選人功狀,表明當時確曾頒行過選格。《新唐書·選舉志》所云高宗後期,選司“繁設等級,遞差選限,增譴犯之科,開糾告之令以遏之”,即是選格的內容。武周時期很可能也制定選格,神功元年(697)閏十月二十五日敕、聖曆三年(700)正月三十日敕有流外入流、選敘資歷、隔品授官等方面的規定,正是構成選格的主要內容。
            關於選格的明確記載,筆者所見,以開元二年(714)詔爲最早:“諸色員外、試、檢校官,除皇親及諸親五品以上,並戰陣要籍、內侍省以外,一切總停,至冬放選,量狀跡書判與正員官。其未經考者,先與處分,仍不拘選格聽集。”又,開元三年六月詔云:“並諸色選人者,若有鄉閭間無景行,及書判全弱,選數縱深,亦不在送限。”這些不在律令規定中的格外條件,應該是選格的內容。敦煌出土P.4978法制文書,經學者研究,定爲《開元兵部選格》,其制定年代大致在開元十九年至二十五年之間,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真正實施的選格。《開元兵部選格》所見內容包括選人資格、選授年限及勞考進敘等規定,當是完備的選格形態。選格每三年修訂一次,如有變動,則以敕的形式追加。這大概與唐代開元以前實行的三年一大集,每年一小集的制度相關。雖然開元十八年實行循資格以後不再分大小集,然而三年修訂一次選格始終實行。唐懿宗大中年修訂考課條格,仍仿《舉選格》例三年一修。此後雖然一度實行長定格,然不久停廢。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唐代選格的功能是調節冬集選人的數量,使之與當年闕員保持一個合理、均衡的比例;選格的形成大致始於唐高宗開耀元年,這與始於前一年的全國性、常規性闕員統計變革的關係非常密切,祗有掌握了確切的六品以下官員(尤其是外官)的闕員數量,才能有效地制定選格,以實現對於冬集人數的調控。
            三、銓選所用統計技術的發展
            唐代高宗、武后時期統計技術的發展對於銓選提供很大的借鑒作用,可以總結爲兩個方面:一是計帳統計技術的新發展對於闕員統計的意義,一是九等定簿和差科簿的編制技術對於確定州縣官資等第的意義。
            唐代計帳技術的發展是承襲西魏、北周以來制度而不斷完善的結果。西魏、北周是僅以少數六鎮胡人結合關隴漢人士族建立的政權,地狹人少,要抗衡擁有強大六鎮胡人武裝,佔據山東富饒之地的東魏、北齊政權,以及江南以華夏文化正統自居的蕭梁政權,殊爲不易。他們爲了力圖自保和發展而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最爲重要的財政措施就是強化户籍計帳制度。自漢代以來的户籍計帳制度在這個三國對峙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得以快速的發展和普及,這與蘇綽的貢獻密不可分。《周書》卷二三《蘇綽傳》云:大統(535-551)初,蘇綽“始制文案程序,朱出墨入及計帳户籍之法。”大統十年,北周文帝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朱出墨入之法”較之此前的會計制度更爲精密,而這種精密的分類統計的計帳制度,則爲全面動員社會成員提供了必要的保證;各地州縣親民之官必須掌握户籍計帳之術及相關法令,使得這種新的統計技術得以普及。敦煌出土的大統十三年計帳文書清晰表明了蘇綽推動普及統計新技術的成效。西魏、北周最終能夠不斷強大,並發展爲強盛的隋唐帝國,户籍計帳制度的支撐十分重要。
            隋唐帝國繼續完善、發展了户籍計帳制度,尤其表現在人口統計技術的發展上。吐魯番出土的貞觀、永徽(650-655)以來的户口帳清晰體現了統計技術的發展。唐長孺對於吐魯番出土唐代前期户口帳做了區分,分爲簡式鄉帳(貞觀年間)和繁式鄉帳(永徽元年以後)兩種,並分别加以復原。朱雷分析了簡式鄉帳和繁式鄉帳的四點實質性差異,可以歸納爲三個方面:其一,繁式鄉帳對於承擔不同賦役負擔的不同年齡段的人口分别統計,如中男分爲年十六以上、年十八以上兩個階段分别統計,老男分爲年六十以上、年七十以上、年八十以上等階段分别統計;其二,繁式鄉帳對於因爲年齡、身份、婚姻狀況、家庭狀況發生變化而產生賦役負擔變化的人户進行專項統計,即統計由輸入不輸以及由不輸入輸的人户;其三,繁式鄉帳中對於享有不課特權的雜任、職資等人口予以特殊關注,按照各種名色分别統計。
            對於律令所規定的賦役負擔發生變化的臨界年齡人口的特别關注,是唐高宗永徽以後統計技術發展的重要成果。這些臨界年齡總稱“五九”,系指十九歲、四十九歲、五十九歲、七十九歲、八十九歲這五個臨界年齡,實際上十七歲也是重要的臨界年齡。《唐六典》云:京畿及天下縣令“所管之户,量其資產,類其強弱,定爲九等。其户皆三年一定,以入籍帳。若五九(原注:謂十九、四十九、五十九、七十九、八十九。)、三疾(原注:謂殘疾、廢疾、篤疾。)及丁中多少,貧富強弱,蟲霜旱澇,年收耗實,過貌形狀及差科簿,皆親自注定,務均齊焉。”關於“五九”在籍帳制度上的意義,朱雷曾有詳細的考釋。新獲《唐西州某年破除名籍》(2006TZJI:025)所統計的全部人口的年齡都處於律令規定的臨界點:

            這表明不僅計帳中有關於臨界年齡人口的統計,而且臨界人口的變動(包括身死、虛存、出家等)也有專門統計。
            吐魯番出土《唐調露二年東都尚書吏部符》所附“申報闕員狀樣”,可以與日本《延喜主計式》所載“某國司解申預計某年大帳事”以及唐長孺、朱雷所復原的唐代鄉帳對比,我們可以發現“申報闕員狀樣”與鄉帳的形態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李錦繡將唐代計帳的特徵歸納爲三項,其中涉及形態特徵者有二:其一爲唐代計帳書寫格式分爲總帳和明細帳,其二爲唐帳廣泛而靈活地使用注脚,既不改變帳的格式,又能容納更加豐富的內容,是計帳制度完善的一個標誌。與之對比,“申報闕員狀樣”完全具備唐代計帳的形態特徵:以繁式鄉帳爲例,從總帳到各項明細帳共分五個層級;“申報闕員狀樣”則分爲四個層級,分别爲當州闕員總計、州官和縣官闕員的數字、考滿見闕和事故見闕的數字以及各項人名列記。另外,鄉帳每有注脚,説明該項統計應注意事項;“申報闕員狀樣”同樣利用注脚説明統計的對象、注記的內容和形式。兩者相較,其形態確實如出一轍。
            同時,“申報闕員狀樣”表現出對於臨界變化的關注,官員因爲考滿和事故等原因而出闕,這本身就是臨界變化;此外,行使計年合滿與續前任合滿兩項內容也是臨界變化的要點,“狀樣”都給予了特别的關注。狀樣云:考滿者“其中有行使計年合滿,考雖未校,更無别狀,即同考滿色通,仍具言行使所由。”按“計年合滿”,即後來計日成考的先聲。《永徽令》考滿爲二百四十日,中宗景龍三年銓選規定二百日可以成考,《開元七年令》繼承這一規則,爲二百日成考,至五代又減至一百八十日。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朝廷壓縮官員任職時間,希望獲得更多闕員以供注擬的意圖愈益顯豁。另外,狀樣又云:某官某乙“若續前任滿,即注云:續前任合滿。”這是官員職位變動之後,前任與現任同屬一個考課年度者合併考校,《六典》上有明確規定:“內外官從見在任改爲别官者,其年考從後任申校。”之所以要重視官人在任、離任、調動等情形的變化,是因爲唐朝國土遼闊,各地送達文書至都城的時間不同,爲了保證考課、銓選等行政事務的一致性,所以唐朝法令規定了統一的文書送達時間,這樣各地考課和銓選的週期就會大不相同,即使是正常的考滿見闕各地也有差異,事故見闕的時間更會因事而異,而不同的出闕時間又影響到闕員統計和銓選用闕。
            唐代高宗時期統計技術發展的成果,經由武后編纂《垂拱式》而得以總結。如所周知,《垂拱式》爲二十卷,較此前編纂的《永徽式》增加了八卷之多,並且爲《神龍式》和《開元式》所繼承。這增加的卷帙,就是關於計帳和勾帳制度的內容:“武太后臨朝,又令有司刪定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垂拱式》將計帳式和勾帳式單獨立目,不僅因爲計帳和勾帳部分篇幅較大,更重要的是它將高宗永徽以來出現的新的統計和會計技術總結起來。部分繼承《垂拱式》的日本《延喜式》雖然沒有設立計帳式的篇目,然而從其主計式所存的“某國司解申預計某年大帳事”中可以發現其中有“口若干入課”和“户若干帳後入課”的統計項目,“小子”(相當於唐制的中男)也分爲十六歲和十七歲兩個年齡階段分别統計,這正是唐朝《垂拱計帳式》中新技術的體現。職此之故,時人對於垂拱格式有較高的評價:“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咸陽尉王守慎,又有經治之才,故垂拱格、式,識者稱爲詳密。”作爲基層官員的王守慎,其經治之才當包括對於户籍計帳之術的精深認識。新的統計技術除了應用於户口統計和財政事務之外,越來越廣泛地運用於各種行政事務文書之中,新獲吐魯番文書《唐調露二年東都尚書吏部符》就是明顯的例證。此外,吐魯番出土《武周某年西州狀稿爲勘當州官人破除、見在事》(86TAM391:2)用以統計當州官人破除、見在狀況,P.2607bv《唐天寶八載(749)敦煌郡諸軍府應加階級狀》用以統計加階軍官等等。
            另一方面,爲了緩解闕員與選人之間的矛盾,吏部侍郎裴行儉、吏部郎中張仁禕定天下州縣爲九等,《唐會要》云:“總章二年四月一日,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牓,引銓注期限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爲故事,仍撰《譜》十卷。”此條所記之《譜》,當是爲了銓選實際運作中查閲州縣等第之用。這一辦法的實質是增加官員在外官升遷過程中的階梯,以緩和選人和闕員之間的矛盾,我們認爲這方面的意義較之增加闕員更爲突出。故《通典·選舉》云:“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既多,叙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因此,州縣等第的確定,就必須綜合考慮州縣人數的多少和地理位置的遠近,作加權計算,並依據所得結果確定相應州縣闕員的官資;而銓選機構勘責選人簿書時要注意其官資與選數之間的關係,保證官資高者選數少,官資低者選數多;銓選注擬時還需比較選人的前任官資和今次注擬官資,兩者必須是遞增的關係,即所注擬官職的官資必須高於原任官職,祗有這樣才符合這一制度創制的原意,起到應有的緩解選人與闕員之間矛盾的作用。唐代前期吏部尚書、吏部侍郎和吏部郎中分别負責不同官階的銓選,據此推想,每年銓選時,選司都要根據州縣等第譜規定的原則,對於當年冬集留人依其品階、官資進行分等統計,同時也要對各地申報的闕員依其品階、官資進行分類統計,分别形成以官資爲第一分類原則的帳簿,然後按照各自等第注擬官職。這一程序非常類似根據九等定簿編制差科簿的過程。
            上述州縣等第譜及其在銓選事務中的應用,與財政文書中的九等定簿有著某些相似之處。唐開元二十五《賦役令》第三十條云:
            諸縣令須親知所部富貧、丁中多少、人身強弱。每因收手實之際,即作九等定簿,連署印記。若遭災蝗旱澇之處,任隨貧富爲等級。差科、賦役,皆據此簿。凡差科,先富強,後貧弱;先多丁,後少丁。(原注:凡分番上役者,家有兼丁者,要月;家貧單身者,閑月。)其賦役輕重、送納遠近,皆依此爲等差,豫爲次第,務令均濟。簿定以後,依次差科。若有增減,隨即注記。里正唯得依符催督,不得干豫差科。若縣令不在,佐官亦准此法。”
            九等定簿作爲分配差科、賦役的依據,要綜合衡量民户的資產、丁口的多寡以定户等,縣官用以制定差科簿時,則必須遵循先富強,後貧弱;先多丁,後少丁;要月兼丁,閑月單身;富強多丁者重役,貧弱少丁者輕徭等等原則,唯此方可實現九等互通、務令均濟的立法原意。究其實質,不難發現九等定簿的作用和分配差科的實際運作程序對於銓選制度中定州縣等第以爲官資髙下的辦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四、結語
            全國性、常規性闕員統計的實施、選格的確立、選人和冬集選人的關係,這都是唐代銓選制度中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我們深入認識唐代前期銓選制度發展完善的關鍵。這些問題密切相關:闕員統計是銓選必須掌握的重要數據,吏部司的銓選環節始於闕員統計,終於訂立和頒佈次年選格。新獲吐魯番出土《唐調露二年東都尚書吏部符》以全新的資料提示我們調露二年的闕員統計可能是唐朝全國性常規性闕員統計制度的重要變革。而這一變革帶來的是開耀元年高宗君臣對於調控選人和闕員比例關係的深入思考和討論,此後逐漸形成“繁設等級,遞差選限,增譴犯之科,開糾告之令”等一系列調控手段。這些調控辦法原本分别以令、格、式、敕、格後敕等形態發佈,後來彙編成爲專門法典,即選格。選格可以將全部選人區分爲冬集選人與守選選人,利用這一法典,可以確定調整尺度,決定冬集選人與闕員的比例,有效地利用政治和經濟資源,同時又能充分選拔各地精英進入統一的官僚體系之中。
            研究唐代前期銓選制度演進的歷史,我們發現制度與技術的依存關係,技術是制度發展的重要支柱,同時制度面臨的問題也爲新技術的利用提供了空間。自西魏、北周以來不斷發展的統計技術使計帳制度得以完善,支撐著關隴政權從割據一方向世界帝國邁進;同時銓選制度需要解決的選人與闕員的矛盾問題,仍然需要利用計帳制度中嶄新的統計技術。兩者的結合,維持了冬集選人與闕員之間的平衡,確實使銓選制度得以長足發展,從制度方面爲大唐帝國的崛起和成長提供了養分。
            作者特別感謝熊貓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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