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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奎|危机与救赎:一个新文化人的“南渡”

            发布时间: 2017-06-28
            编者按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南下的现实经历,唤醒了一种传统的南渡意识。本文从郭沫若入手,考察了新文化人的南渡历史与经验。在作者刘奎老师看来,郭沫若是特殊的。一方面,他身处南渡“夷夏之辨”与战时大一统叙事的矛盾漩涡中,但是另一方面,他却经由历史研究,从美学救赎走向了历史救赎,最终克服了一种南渡意义上的历史循环论隐忧。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感谢作者刘奎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1942年,郭沫若在为傅抱石题画时,步龚半千与张鹤野的原韵写了五首诗,并写了长文《题画记》,对原诗与傅抱石的画作了细致的读解。对于他自己的和诗,他“觉得都还满意”[1]。这是一组较为特殊的唱和诗:龚半千与张鹤野均生于明末,身处乱世。傅抱石将他们的诗以画境表达出来,而郭沫若又次韵原诗题画。在中国的文人传统中,集古人句、次前人韵都是较为习见的创作方式,大致唱和对象以陶渊明为多,而集句材料多采杜诗。而傅抱石和郭沫若则选择了明末诗人,着眼处都是其民族意识,这无疑与他们身处乱世的共同历史境遇相关。
            图为1941年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七号。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西迁,无论是都城的移动,还是知识分子的播迁,都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历史上的南渡经验。因而,南渡一度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常涉及的经验,这种现实处境与历史经验的相互映衬,既是国难危机中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体现,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言说方式和行为模式。对此,学界关注较多的是京派学人群,如陈寅恪、吴宓、冯友兰等人的南渡诗词,而较少涉及由南京、上海等地内迁的文人,至于新文化人的南渡经验,处理得就更少。事实上,新文化人并未因反对传统而外于南渡经验,如田汉、胡愈之、于伶、凌叔华等人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南渡历史与现实的关注;由上海南下香港、广州,后又辗转武汉、重庆的郭沫若也是如此,他不仅步龚半千、张鹤野等明末诗人的诗韵作诗,与柳亚子这类有着浓厚南明情结的诗人交往密切,而且还以南明题材创作了话剧《夏完淳》。
            那么,新文化人如何选择、阐释与接受南渡经验,以及南渡对于他们又有何特殊意义?如果将其置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脉络中,这个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因此,本文从郭沫若的旧体诗词出发,结合他此时的文学与文化活动,探讨其如何处理南渡这一现实与历史问题。尤其是在危急时刻,郭沫若如何借助传统诗学与历史经验以因应现实问题,以及面对这些问题时他的特殊性所在。
            壹“南渡”的焦虑与救赎
            1937年年底,郭沫若离开上海,拟往南洋向华侨募款。辗转香港之际,他“站在骑楼上望着烟雾迷蒙着的海,烟雾迷蒙着九龙对岸的远山”,成诗两首:
            其一
            十载一来复,两番此地游。
            兴亡增感慨,有责在肩头。
            遥望宋皇台,烟云郁不开。
            临风思北地,何事却南来。[2]
            其二
            第一首诗比较平实,郭沫若以旧体诗词的形式,道出了传统士大夫在危机时刻的行为模式。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际,“责”无疑是指向国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出自《日知录》,作者顾炎武与龚半千、张鹤野一样,也是明遗民。第二首诗中的“宋皇台”,既是实指,也是用典。宋皇台又称宋王台,为南宋遗迹,位于香港九龙,当年宋端宗赵昰南逃至此,曾在一巨石上休息,后病死于香港,后人在巨石上刻“宋王台”三字以示纪念。抗战时期,不少知识分子借道香港转昆明,诗词中多有提及宋皇台者,既增兴亡之叹,也有担忧历史重演的焦虑。
            图为原九龙旧址上的宋王台。
            除面对宋皇台时“烟云郁不开”的感叹,同时期郭沫若的其它诗句,如“大业难成嗟北伐,长缨未系愧南迁”[3]等,都表明他也感受着同样的南渡经验,分享着同样的时代焦虑。对此,他在日后的回忆中有更为清晰的说明:
            “ 宋皇台不又成为了时代的象征吗?
            ……它们所关联着一段历史悲剧,却沉重地镇压着我。
            历史在它长期停滞的期间,就给流水窜开了水津,便只是在西流里打洄漩一样,是可能重演的。
            宋朝在南边搅完了,明朝又到南边来搅完,现在不又是明末宋末的时代了吗?
            冲破那种洄漩,不让历史重演,不正是我们当今的急务吗?[4]
            ”这确实与陈寅恪、吴宓等人的感慨颇为相似,南渡让知识分子感受到的,是历史深处的惘惘威胁。所谓“南朝一段兴亡影,江汉流哀永不磨”[5]、“绮梦空时大劫临,西迁南渡共浮沉”[6]等莫不如此;更为关键的是,南渡的无论是东晋、南宋还是南明,都是以悲剧收尾,这是知识分子在援引历史经验时,所低估的这种叙事模式本身所积累的历史悲剧性,即,南渡从来就未北归。正如陈寅恪所说的“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7]。这既是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时的悲观情绪,也是历史经验的归纳。因此,南渡的焦虑,首先是种历史意识——“南宋”与“南明”所带来的历史重演的循环论隐忧。
            既然南渡经验是悲剧性的,为何知识分子依旧乐道于此?从历史的角度,南渡一般指东晋、南宋与南明的南渡,是一种因外族入侵所导致的京阙被迫迁移的现象。因此,它天然地与民族危亡相关,这不仅涉及江山易主时士大夫的出处问题,而且还与“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传统密切相关,这些因素都使“南渡”的叙事结构在国家危难之际有被唤醒的可能;而从诗学着眼,南渡主要处理的是朝廷行在、士人流亡等经验,背后是政权颠覆、甚至于亡国灭种的威胁,形成的是一种独特的危机诗学,处理的是国家危机时刻的离散经验,在危难之际它往往成为士大夫寻求精神支援的资源。因此,在文人传统中,南渡不仅是独特的历史经验,也是一种特具内涵的叙述结构和出处方法,背后关联的是士人如何应对乱世的思想模式、道德伦理、情感结构和行为模式等。
            对于抗战之际的知识分子,南渡叙事首先提供了一种熟悉的认知方式。面对日寇入侵这种家国兴亡的经验,他们需要从历史上找到熟悉的叙述和表达方式,以言说自己的处境,缓解其身份和思想上的焦虑。因而,南渡叙事为抗战之际的知识人提供了某种身份想象的空间和方法,如此时诗人就极少使用“日本”或“日寇”这类现代词汇,而是匈奴、狄、夷、倭寇等传统历史叙事和诗学表达的词汇。比如程潜有句“蛮夷觊诸夏,豺虎出东邻”[8];郭沫若也是如此,如“树影疑戎,风声化狄”[9],“薄海洪波作,倭奴其式微”[10]等均是如此,是借助传统的夷夏观,或表达自身的民族意识,或为唤起民众的抵抗情绪。可见在中日交战之际,传统的夷夏观念并未因外族入侵而消除,而是被重新激活。
            华夷之辨的复苏不仅是诗学层面的,也延伸到政治、思想和社会领域,这主要借助的是南渡叙事的伦理意义,尤其是反抗、忠义与赓续民族文化等方面。这重伦理色彩,将士大夫的逃亡与普通的迁徙区分开来,逃避战乱的行为因而也变得不同寻常。这与抗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也最为契合,它不仅具有社会动员的效能,而且也是处理叛国问题的伦理资源,正如“汉奸”这个词汇所显示的,传统社会所积累的华夷之辨的资源在抗日战争中也被重新起用了。这也是郭沫若等人强调较多的一面,如同在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任职、且与郭沫若往来密切的画家傅抱石,在抗战初期便编译了《明末民族艺人传》,传晚明诗人、画家等艺人行状。郭沫若在序言中特指出傅抱石的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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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破后,直至清顺治初期,若干书画家在异族宰割下之所表现,窃以为实有不容忽视者。如文湛持兄弟、黄石斋夫妇、史道邻、傅青主,乃至八大、石涛诸名贤,或起义抗敌,或不屈殉国,其人忠贞壮烈,固足垂千古而无愧,其事可歌可泣,一言一行,尤堪后世法也。……兹民族危难不减当年,抗战建国责在我辈,余嘉抱石之用心而尤愿读者深察之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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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渡经验与遗民传统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南渡的历史中,南明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时间较短,因而与遗民文化联系极为紧密。傅抱石的传主中,部分便属此类,这也是郭沫若所指为“忠贞”的对象。可见在民族危机时刻,新文化人也要从忠君的传统汲取资源。
            图为《明末民族艺人传》书影。
            但正如“宋皇台”唤起了郭沫若的“南渡”无意识一样,南渡经验吸引郭沫若的,也并非只是其抗敌的实用价值,还在于南渡叙事与抒情本身所具有的诗美学。无论是龚半千的诗,还是傅抱石的画,郭沫若都是从诗学的角度予以品评的,他读到的是种独特的乱世美学:

            半千的诗虽然不多,大率精练,颇有晚唐人风味。就是这《与费密游》三首,确是格调清拔,意象幽远,令人百读不厌。这诗的好处简单的说似乎就是“诗中有画”。借无限的景象来表示出苍凉的情怀,俨如眼前万物,满望都是苍凉。其实苍凉的是人,物本无与,但以诗人有此心,故能造此物。[12]
            龚半千,名贤,工诗画,明清之际隐逸之士。虽有隐逸情怀,但家国沦丧之情,故土易主之痛,却通通涌入笔端,因此诗多寓兴亡之意。如“六朝无废址,满地是苍苔”;“一夕金痂引,无边秋草生。橐驼尔何物?驱入汉家营”;“自怜为客惯,转觉到家愁。别酒初醒处,苍烟下白鸥”等,均是如此。可见处身世外,亦难泯故国之思的概况。更无法回避的,是满目疮痍,发而为诗,故生成了一种独特的残破美,隐喻家山的破碎。郭沫若于此心有戚戚焉,故名之为“苍凉”。傅抱石显然也体味到了这一点,他寻龚半千诗意作画,并有题记:
            壬午芒种,拟画野遗《与费密游》诗,把杯伸纸,未竟竟醉。深夜醒来,妻儿各拥衾熟睡,乃倾余茗,研墨成之。蛙声已嘶,天将晓矣。重庆西郊山斋傅抱石记。[13]
            郭沫若对此跋尤为注意,认为“虽仅寥寥数语,已不免满纸苍凉。更何况敌寇已深,国难未平,半千心境殆已复活于抱石胸中。同具此心,故能再造此境”。傅抱石之选择龚半千,已不无兴亡意识;而敌寇窥江、战乱频仍之际,跋语中虽聊作洒脱之态,却难掩黍离之悲,卒显苍凉之感;末世况味,所续接的正是明末诗人的乱世美学,一种独特的兴亡之美,重点不在兴,而在亡;处身隐隐威胁之中,这是战时诗学的独特风格,也是战时士人感受到的某种普遍况味。
            这种普遍况味,也体现在重庆士人的日常活动中。抗战期间,重庆士林间的宴游雅集反较平日为多。以程潜现存的部分诗作为例,仅1939年涉及修禊宴集者便多达七次:《冯园禊集四十二人 分得“实”字》《浴佛日集大兴善寺 分得“方”字》《冯园消夏集 分得“绥”字》《七夕曲 乐府 菊花园集分得“意”字》《重九大兴善寺集后同吊翠华公墓 分得“我”字》《赠贾韬园景德 并序》(序为:搯园六十生日,诸友集马氏莘庄,赋诗为寿。分得“秦”字),《苦寒行》(序为:己卯小寒,同人举消寒集,分得“平”字。感念军民抗战劳作,作《苦寒行》)。在诗中他也往往以历史上的修禊佳话自许,如“兰亭传韵事,斯会正堪匹”[14]等。程潜,字颂云,时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但第一战区早已沦亡,实为闲职。他本为近代大儒王闿运弟子,故与士林多有来往。从他该年的宴饮活动便可略窥重庆士林的风貌,这大致继承了在节日期间集会的传统。结合前文所述“寺字韵”“鞭字韵”唱和,不难发现,正如东晋与南宋诗人,多借宴游、修禊以述怀一样,重庆士林也往往借诗消愁。因此,南渡的诗学似乎为焦虑与离散中的知识人,提供了一种救赎的美学,修禊、读诗、写诗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抒情实践。正如章士钊诗中所言:“人矜夔府去来诗,独我泠然别有思。向壁功名馀白首,过人哀乐况危时。著经原不因关令,居室无须避寇师。老去眼存还爱读,强遗游旧借书瓻。”[15]而郭沫若之热衷收藏汉砖拓片、为傅抱石等人题画等行为,未尝不可纳入此种体物抒情的时代潮流。
            郭沫若读画解诗之后,依龚半千原韵,和诗三首,诗为:
            其一
            披图忽惊悟,仿佛钓鱼台。
            古木参天立,残关倚水开。
            蒙哥曾死去,张珏好归来。
            战士当年血,依稀石上苔。
            卅载撑残局,岿然有废城。望中皆黍稷,入耳仅蝉鸣。一寺僧如死,孤祠草自生。
            中原独钓处,是否宋时营?
            其二
            其三
            三面皆环水,双江日夜流。
            当年遗恨在,今日画图收。
            我亦能拼醉,奈何不解愁。
            羡君凝彩笔,矫健似轻鸥。[16]
            诗中多残破意象,如残关、石上苔、残局、废城、黍稷、蝉鸣、孤祠、宋时营等,不一而足,套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苍凉之意宛然矣”。如果置于晚明诗人集中,几可乱真,对南渡诗人的残破美学表达得尤其到位;他由傅抱石画而念及的钓鱼台,与宋皇台一样是南宋遗迹,背后关联的也是一段历史悲剧。

            “南方”的地理诗学
            南渡对于知识人的影响,不仅在于流亡过程的“渡”,也在于地理方位的“南”。郭沫若诗中的钓鱼台是一个典故,指的并非汉代严子陵隐居江浙的钓鱼台,而是蜀中的钓鱼城,诗中的蒙哥、张珏等均与此相关。郭沫若不仅曾经亲往钓鱼城凭吊,还著长文《钓鱼台访古》详细介绍钓鱼城的历史故实。钓鱼城位于离陪都不远的合川,是南宋末年名将余玠、王坚、张珏等人抗元的遗迹。郭沫若于1942年5月曾应卢子英之邀,前往钓鱼城凭吊。钓鱼城借钓鱼山之固,依山筑城,且有水势之险,据巴蜀门户,易守难攻。郭诗中的“蒙哥”即元宪宗,他曾亲率大军围城,据说被飞石击中而死。后来钓鱼城在抵抗蒙元入侵时也屡建功勋。
            钓鱼城的坚固,让郭沫若推而及于巴蜀在抗战事业中的重要性。凭吊钓鱼城时他曾赋七律一首,首、颔联为:“魄夺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潆。冉家兄弟承璘珏,蜀郡山河壮甲兵。”[17]
            图为郭沫若钓鱼城题诗《钓鱼城访古》石刻。
            冉家兄弟,即冉琎与冉璞,正是他们建议余玠修筑钓鱼城。富饶物产与难破天险,使蜀地成为抗击外寇的最佳腹地,这也是国民政府西迁巴蜀的原因。郭沫若对此不乏自觉,他在其它诗作中也多次强调蜀地之于抗战全局的重要性,其《再用寺字韵》有句:“抗战以来逾二载,剩有蜀山犹健在”[18];《别季弟》:“飘摇日夕惊风雨,破碎乾坤剩蜀山”[19];《感时四首》其三:“嘉陵三月炎如暑,巫峡千寻障此民”[20];《赠朴园》:“一成一旅能兴夏,次日谁嗟蜀道难?况复中原文物尽,仅留福地在人间”[21]等等,均言巴蜀危卵独完,不仅使境内居民得以保全,也是国民政府借以抗敌的资源。因此,南方对于抗战的重要性,正体现在其地理优势上。
            地理之于国家的重要性首见于资源、地势等战略层面,但对于知识人来说,则体现于南方的文化传统。抗战时期的南方,范围主要是指大西南,与明末的文化中心江南不同。西南的文化开发要晚得多,这从西南联大师生的纪行诗文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即便从大西南着眼,与郭沫若直接相关的蜀地也有特殊性,无论是从历史资料,还是郭沫若等人发现的汉砖实物来看,都表明四川早在汉代便已得到开发,而且有司马相如、杨雄、陈子昂、苏轼等历代文豪,因此,从文化传统来看,士大夫在蜀地并不会感到不适。正如章士钊诗中所云,“巴蜀自来尊汉腊,文章何忍说新家”[22]。相反,蜀中的山水反而为诗人提供了诸多新鲜的诗料,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中对此有详细论说。在他看来,除蜀地诗人外,“即寓公游客,如少陵、山谷、剑南诸家,其客蜀所作,亦颇与蜀山蜀水之青碧为近”,因而感叹,“盖山川与文章相发,寓于目者不可弥于胸,其理固不可诬也。”[23]而本为四川人的郭沫若,战乱反为他第一次返乡提供了契机,因此,他不仅不会感到不适,入川反而成了他的优势。
            但四川毕竟深处内地,文化较为封闭保守,这也为入川士人的南渡情结提供了文化氛围。晚清张之洞创尊经书院,为蜀学转变之一大关钮,后王闿运任山长期间更培养了不少学生,如廖平、宋育仁等,均为蜀中后起之秀。民元后,这些人大多以遗老自居,即便善变如廖平者,也依旧闭门治学。因此,蜀中文化氛围较为保守,而对于廖平、赵熙等遗老,蜀中有“五老七贤”的雅号,研究者认为在四川军阀混战之际,正是他们维系着蜀地的上层文化和价值系统[24];当然蜀地也有离经叛道者,如吴虞便曾一度被胡适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25],但究其史实,“只手”属实,“打”的效果却并不佳,以至于到了抗战时期周文还在向胡风抱怨:“这里还是‘五老七贤’的世界,文必‘之乎者也’,诗必‘七言五言’,这才能登‘大雅之堂’”[26]。
            图为清末民初成都“五老七贤”合影。
            事实也是如此,这些耆老在抗战时期依旧是士林中心。可以作为象征性事件的,是赵熙的北碚修禊。1941年,赵熙被弟子江庸等接到重庆,在北碚冷宅主持了一次文人修禊活动,他们仿效兰亭之雅,取《兰亭序》为诗韵唱和,这几乎惊动了重庆的整个士林,不仅晚清遗老视为盛举,军政界要人与革命耆老也颇多参与者。如黄炎培因外出未能与会,友人也代为拈得“长”韵,赋诗呈送香宋公[27]。赵熙诗虽宗唐者多,但他与同光诗人郑孝胥、陈衍等多有来往,故与闽派、赣派等都有交往,经由这些渊源,战时入川的“下江”诗人对他也颇为敬重,彼此多有诗词往还。
            郭沫若此次虽未与身其间,但他与“五老七贤”的关系并不浅,除了乡谊之外,他本人便是廖平的再传弟子,其经学业师帅平均便是廖平的弟子。郭沫若的古代史研究,实未走出今文经学范围。而他1939年返乡时,也特意前去拜会昔日业师。对于赵熙,郭沫若不仅与他的弟子江庸等人颇有来往,建国初期他还曾参与集资出版《香宋诗前集》。因此,战时重庆形成了一种文化奇观,晚清遗老、革命耆旧、新文人等在四川共聚一处,相互唱和。
            然而,南渡传统毕竟与遗民文化不同。南渡一般尚有京阙行在,旨归在于反抗与复国,与遗民的自我放逐不同。因此,对于新文化人且兼任政府宣传工作的郭沫若来说,他的问题不仅在于如何调整个人的心态,还在于如何从南方出发,重新讲述一个关于抗战、关于建国的故事,这不仅关系到抗战建国的意识形态建构,也与知识人的文化认同相关。或许正是鉴于蜀地浓厚的遗老气氛,郭沫若转向更具代表性的南方文化——楚文化寻求支援。抗战时期,受楚文化泽被者不止郭沫若,楚国的悲剧性,与东晋、南宋、南明等虽性质不同,但其面临北方强敌入侵的局面却是一样,而楚人立志雪耻、仇终得报的气魄,也一度成为士人抗战必胜的信念来源。“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当时几乎见于所有诗人的笔下,如郁达夫有“一成有待收斯地,三户无妨复楚仇”[28];赵熙酬赠章士钊诗有“三户亡秦原有谶,楚台高处榜章华”[29];而即便身在桂林,黄炎培也不忘写下“请缨写遍千门帖,三户兴亡卜楚秦”[30]之类的诗句,柳亚子在与郭沫若的唱和之作中,也写道“郭生郭生歌莫哀,亡秦三户燃劫灰。天禄著书馀事耳,燕然勒石亦豪哉”[31],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郭沫若,与其说他是认同楚文化,还不如说他是根据现实需要,在创造、发明楚文化。楚文化在抗战时期的中兴,与郭沫若有莫大的关联,这不仅在于他的屈原研究,以及轰动一时的话剧《屈原》,更在于他从源头上赋予了楚国文化以正统地位。
            1942年话剧《屈原》重庆首演剧照。
            楚文化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南方文化,虽同为士人想象的“南方”,江南与楚地之间差别却极大。江南自隋唐之后,不仅成为全国经济重心,而且也是文化重心,江南士林向以中原正统自居。因此,即便是江山易主,江南士大夫依旧能保持文化上的优越感,这也是清初的明遗民文化形成的原因[32];但楚地则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楚国,一向被视为南蛮之地,尤其是颇具巫祝之风的楚文化,一直都是作为汉文化对立面而存在,虽然楚文化逐渐被儒家化,但它依旧与以自居正统的汉文化不同。因此,郭沫若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因日人入侵所唤起的夷夏之防,如何容纳非正统的楚文化,或者说,楚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南蛮形象,如何进入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家国叙事。
            郭沫若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他以屈原研究为契机,将南方确立为中国的正统。在他看来,殷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源头,周文化则属西部的夷狄文化[33]。后来在《论古代文学》一文中,他对此描述得更为详尽,不仅为殷纣王翻案,还将楚确立为殷的同盟及其文化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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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民族的立场来讲,殷纣王比周武王所贡献的要大得多,殷纣王征服黄河、淮河、长江下游一带的东夷,随把殷朝的文化传到东南。这种文化的扩张,乃殷纣王的功劳。殷纣王被周武王乘虚袭击,逼得自杀后,一部分殷民族屈服成为奴隶,一部分不愿屈服,在黄河一带曾同周朝斗争,结果失败,而从中心区域的黄河中部退据殷纣王所征服了的东夷的疆土(即今安徽江苏一带),立国号曰宋。春秋时代的徐楚,古书称为徐人楚人,好象是外化的蛮子,实际徐人楚人,是殷民族的同盟民族,周灭殷,徐民族不屈服,与周民族抗战失败,被迫向东南迁移,过长江到江西。江西遂成为徐人的领土。[34]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随着殷民族的南迁,殷朝文化逐渐传播到南方,尤为重要的,是“这个南方的殷文化,是没有经过周民族的控制损益的”[35]。这样,郭沫若从民族志的角度,将殷确定为中华文明的源头,而楚文化则是这一文明的直接继承者,从而确立了楚文化的正统性;因此,战时知识人的南渡,反而是进入了正统之内,这不仅解决了当时诗词中常见的、以楚秦之争喻指中日之战的不伦,也为以南方为中心的抗战建国战略提供了历史依据。郭沫若此种观念看似离经叛道,但与史学界徐中舒、傅斯年等人关于夏商的研究,尤其是傅斯年所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实有内在的一致性[36]。郭沫若与傅斯年等人观点之间的相似并不足怪,因为他们的源头都是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正是王国维在该文中提出殷周“政治与文物”的变革,较之夏商更为“剧烈”[37],从而开启了后学对殷周变革问题的研究。
            正如殷周变革问题最终转变为“夷夏东西”的民族问题一样,郭沫若对徐、楚“外化的蛮子”的否认,以及他为楚文化追溯正统性的尝试,也进一步坐实了他的夷夏观。但毕竟此时的焦点是“五族共和”以共同御敌的问题,因此,他的这种策略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让他的话语显得矛盾:他无法既征用夷夏之防作为抗敌的精神资源,同时又从南方这个本来就民族混杂的地域,讲述一个完整的中国故事,这种矛盾不仅体现于旧体诗词的形式与内容之中,也体现在他以西南为历史背景的话剧中。
            1942至1943年,除了《屈原》以外,郭沫若还作过两部以南方为背景的话剧,即《孔雀胆》与《南冠草》。其中,《孔雀胆》是一部充满少数民族风情的戏剧,上演后颇受关注。就创作初衷来看,郭沫若本想“把宋末抗元史中的钓鱼城的故事戏剧化的”,但在阅读元文献时却被阿盖这位女性吸引去了[38]。但无论是四川钓鱼城的故事,还是云南孔雀胆的故事,郭沫若的初衷都是想从西南出发,讲述一个团结抗敌的国族故事。因此,在他最初的设计中,是以阿盖(元人)与段功(云南冲家人,后改为民家人)的爱情为主线,因“怕惊动微妙的民族感情”,段功与元人的关系处理得较为含混。但该剧上演后却不断遭遇政治性的质疑,这使得郭沫若一再对该剧加以修改,最为重要的是加入了汉族大一统的历史远景,使以爱情为主线的故事,转变为政治寓言。正如论者所指出的,西南的民族故事因而转变为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国族建构[39]。
            图为郭沫若(中)、周恩来与话剧《孔雀胆》众演员。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修改后的《孔雀胆》能否讲述这个大一统的故事。该剧修改幅度最大的,是加了汉人杨渊海主张反元的一幕,同时,段功的“妥协”也被重新塑造为立足民众利益的“和亲”,他的失败也转化为现实中对妥协主义的批判。但这样修改过后,段功虽然替代阿盖成为主角,他的形象反而更为模糊;大一统视野的引入,对于杨渊海是历史的出路,但对于段功却不见得如此。这只是徒增西南国族叙事的难度而已。如此,郭沫若写作原剧只花费了五天,而修改则花费二十多天这一情况便能得到理解。可惜的是,修改本在悲剧性上也弗如原剧远甚。
            回到《孔雀胆》的创作初衷,阿盖吸引郭沫若的,很大程度上是她的诗词。阿盖在丈夫遇害后,留下绝命诗而自杀。诗为“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间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晴天不语今三载。……云片波潾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风潇洒。”[40]郭沫若最初是在《国粹学报》上读到这个故事的。《国粹学报》是他青年时期的读物,1939年他返乡时携回重庆。对阿盖的诗,则是“时时喜欢翻出来吟哦”[41],并进一步将其写为话剧。可见,南方对于战乱中的知识分子来说,虽然提供了抗日的资源,但也可能只是心理寄托,一种源自地理的诗学救赎。

            历史的救赎,柳郭唱和中的“南明”
            如果说,南渡和南方对于战时知识分子来说,更多的是意味着一种独特的乱世经验,是危急时刻的政治经验、文学想象和道德资源,获得救赎的方式的是心理层面的美学慰藉,而南渡背后历史循环的隐忧,却从未得到解决。相对而言,与南渡议题密切相关的南明,则突破了这一局限。而郭沫若对南明历史的处理方式,以及他与柳亚子之间就南明事的唱和,也体现了郭沫若在面对南渡问题时的独特性,即他试图打破这个历史的循环,获得某种历史的救赎。
            抗战时期曾一度兴起南明热。新文化阵营中,仅就蜀中而言,就有苏雪林的《南明忠烈传》(1941年)、小说《蝉蜕集》(1945年),吴祖光的《正气歌》(1942年),邰静农的《南明讲史》(未出版)[42]。而身处沦陷区上海的阿英更是创作了《碧血花》(1939年)《海国英雄》(1940年)《杨娥传》(1941年)《悬岙神猿》四部南明剧,蔚为壮观。郭沫若也是这一潮流的推动者,他于1943年初创作了《南冠草》,写的是明末“江左少年”夏完淳抗清的事迹,后由夏衍执导,以《金风剪玉衣》的剧名上演;
            图为抗战时期《南冠草》油印本。
            南明事也多出现于他的诗词、尤其他与柳亚子的唱和诗词中。柳亚子是“南社”主盟,南社之“南”本来就带有以南方传统(南音、南服等)对抗北廷的文化政治色彩,同时,他又立志独立撰写南明史,是南明热的主要推动者。因此,借助新旧诗坛两位盟主之间的诗词唱和,我们或可体察南明之于当时士人的精神意义,以及二人之间的同与异。
            南明在二人的唱和中,首先是作为交往的话题。他们唱和中第一次出现南明,是柳亚子到达桂林之后。因香港沦陷,柳亚子仓皇逃出,他此前所搜集的南明史料及部分书稿,片纸未被携出,这对于立志要编纂百卷南明史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绝大的打击。因此他在诗中写道:
            诗讯
            楚吴前辈典型在,风洞山高接水湄。
            百卷南明书未就,忍教流涕话兴衰。
            [43]
            此诗写于1942年端午节,是应田汉之邀于“桂林七星岩前饮茶”时所写。还有两首,其一提及郭沫若:“怀沙孤愤郁难平,千载惟留屈子名。猛忆嘉陵江上客,一片珍重写幽情”[44]。其二有句“剑态箫心吾已倦”[45],可见亚子此时的倦怠之态。田汉是此时柳亚子作诗的主要“对手”,先次韵奉和三首,又感于亚子对郭沫若的怀念,因而将亚子与自己的诗都寄给郭沫若,嘱其和韵。郭沫若依韵和诗,其三为:
            欲读南明书已久,美人还在海之湄。
            薪樵岂有伤麟意,大道如天未可衰。
            [46]
            其三
            与田汉着眼于亚子的精神状态不同,郭显然更侧重亚子的名山事业,这便不仅是和韵,也是和意。亚子诗中的“楚吴前辈”、“风洞山”均有所指,“楚”指张同敞(别山),湖北江陵人,“吴”指瞿式耜(稼轩),江苏常熟人,二人均为南明封疆大吏,清军进攻桂林时,二人被执,后从容赴死[47],风洞山相传为二人就义处[48]。在桂林期间,柳亚子曾多次凭吊二人的纪念亭,并有诗纪念:“南明宗社莽榛芜,纪念亭留德未孤”[49],又题瞿式耜遗像:“艰危亡士空瞻拜,愧道勾吴是旧乡”[50]。这种今昔之感,表明南明往事实际上为战时的柳亚子,提供了精神的支撑与归宿。郭沫若的和诗无僻典,唯“伤麟”与孔子有关,据《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载:“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郭沫若反用,自是为了安慰柳亚子;而“南明书”则是指柳亚子的南明研究,但并未深入谈论南明往事。可见,郭沫若固然了解南明对于柳亚子的重要性,却无法在精神上与之相和。南明对郭沫若来说还只是一个话题。
            1943年5月,值柳亚子五十七岁寿辰之际,郭沫若再赋长诗一首:
            “ 亚子先生今不朽,诗文湖海同长久。
            敢言振发天下聋,刀锯斧钺复何有。
            南社结盟曾点将,四方豪俊唯君望。
            删诗圣手削春秋,史述南明志悲壮。
            七七卢沟卷大波,一盘破碎汉山河。
            弈楼射日日未落,且挥椽笔如挥戈。
            春申一叶天溟开,崇朝饮马宋皇台。
            吁嗟国姓爷已渺,永历遗迹埋尘埃。
            放歌我欲飞南陔,飞入八桂共含杯。
            寿君五十又七盏,盏盏血泪非新醅。
            中原万千鸿鸣哀,玄黄草木余劫灰。
            天地生我在今日,身无羽翼奈何哉。
            珊瑚坝上有铁鹰,日搏扶摇不我以。
            手捧红云天上来,我为君歌歌不止。
            因风我寄南冠草,寿以诗人应最好。
            江左由来出奇才,君与完淳参与昴。
            ”与前一首不同的是,该诗几乎句句不离南明,尤其是第四阙中的“春申”、“宋皇台”、“国姓爷”、“永历遗迹”等南明遗事、遗迹,恰与柳亚子战时的逃亡经历相吻合,同时也再度激活了郭沫若抗战初期“南迁”的历史经验。南明故事与抗战现实之间的交互迭现,可见千古不变的离乱经验和士人心迹。因此,南明对于此时的郭沫若,再次转化为了叙述模式和心性结构,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意识。柳亚子次韵相和,进一步将东汉北击匈奴的窦宪,南宋呼吁北渡的宗泽,都引入笔端,表明其抗战必胜的信心。可见二人分享了以历史经验对待现实战争的文化心理。
            即便如此,二人唱和中也有貌合神离的一面,这便是郭沫若在诗中所提及的《南冠草》。《南冠草》是“江左少年”夏完淳的绝笔诗集,郭沫若借以作为话剧名。夏完淳(字存古)是明松江人,其父夏允彝、业师陈子龙均为明末几社主盟,曾参与南明福王政权,后筹划松江起义,事败后夏允彝自沉。陈子龙归隐而去,之后曾再度参与起事,被执而亡,夏完淳也未能幸免。柳亚子与夏完淳同为“江左”诗人,对他早有研究。1940年他便写有《江左少年夏完淳传》一文,考论夏完淳的抗清事迹;同时,柳亚子对郭沫若的话剧也颇为称道,曾专门收集郭沫若的创作[51]。因此,当柳亚子从夏衍的书信中得知郭沫若要创作关于夏完淳的话剧时,曾一度寄予厚望。他曾致信其女柳非杞,让她将自己的文章《江左少年夏完淳》抄录三份,一份给汪辟疆,因汪辟疆对夏完淳也有研究[52],一份给他自己,另一份则让她“送给鼎先生”,“供给他作参考材料”[53]。鼎先生便是“甲骨四堂”之一的鼎堂。同时,柳亚子在信中还透露,桂林汉民中学的任中敏也创作了一部《夏完淳》四幕剧,并打算在当年除夕公演,柳亚子打算让任中敏也把剧本抄录,并“送给鼎堂先生一份”。
            郭沫若也了解《南冠草》之于柳亚子的意义,因此在柳亚子生日时,他特意寄赠该书:“因风我寄南冠草,寿以诗人应最好”。并且在诗中将柳亚子与夏完淳并提:“江左由来出奇才,君与完淳参与昴”。虽然郭沫若在寿诗中对此颇为重视,但柳亚子的答诗中却未言及《南冠草》,这不太符合酬答惯例。原来柳亚子对郭沫若该剧并不满意,在他看来,郭剧想象成分未免过多,特别是剧中虚构的夏完淳表姐盛蕴贞对他的恋情,柳亚子认为有附会之嫌[54];或许正是史家与诗家看待南明的不同眼光,使柳亚子决议与张焘朗合作重写关于夏完淳的史剧,这便是《江左少年》。柳亚子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他欲将整个南明搬上舞台,因而他给张焘朗“定了一个写十二本史剧的计划”[55],基本上是一套完整的南明史演义。
            柳亚子的不满,显示了郭沫若与传统的南渡、南明意识之间的差异。正如他从龚半千等晚明诗人的作品中读到的是兴亡美学,是一种独特的“苍凉”之美;在南方最终寻找到的是诗人屈原,以及阿盖公主的诗词一样;他从夏完淳事迹中看到的也是一种乱世美学。在《夏完淳之家庭师友及其殉国前后的状况》一文中,他一开始强调的也是夏完淳的“才”,并极力为他的“天才”辩护[56];话剧中则加入盛蕴贞对他的爱情,在晚明的离乱背景下,《南冠草》讲述的其实是一段才子佳人的故事,《桃花扇》式的乱世之情,说的是兴亡,却也带着审美的眼光。柳亚子则不同,他有志于南明史研究,始于1939年,他身处沦陷区上海“活埋庵”之时,是将其当作“消愁解恨的活宝”[57]。因而,南明对于柳亚子来说,实具有安身立命的意义。
            不过,柳亚子与郭沫若之间的分歧,也不仅仅是诗与史的差别,其实质更在于对待南明的不同历史意识。对于柳亚子来说,他的南明史研究,固然有针对中日战事的现实目的,但同样也是他早年种族革命思想的延续。在爱国学社读书期间,他便结识了鼓吹种族革命的章太炎、邹容等人,邹容的《革命军》还是他与蔡冶民、陶亚魂等人资助出版的,后来他加入同盟会,编辑《复报》鼓吹革命。对于南社与同盟会之间的相承关系,柳亚子曾说道,“同盟会是提倡三民主义的,但实际上,不消说大家对于民生主义都是莫名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装装幌子而已。一般半新不旧的书生们,挟着赵宋、朱明的夙恨,和满清好象不共戴天,所以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南社就是把这一个狭义的民族主义来做出发点的。”[58]这表明,柳亚子等人是从朝代更替的历史传统,从事革命的。
            图为苏州虎丘南社雅集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为柳亚子。
            正如南渡叙事所带来的内在危机——南渡从来就未北归一样,种族革命叙事也带有内在的危机,即如何面对传统的循环史观。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头,郭沫若所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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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在南边搅完了,明朝又到南边来搅完,现在不又是明末宋末的时代了吗?
            冲破那种洄漩,不让历史重演,不正是我们当今的急务吗?[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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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亚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批评“中国旧时的史籍,严格说起来,是不能成为历史的。偌大的二十五史,也不过史料而已”[60]。他试图突破这种一朝一姓历史的新方法,是所谓的夷夏之辨,即“以汉人和鞑子的斗争来做本位”,这在他看来是更具普遍性的。然而,他的试验过程往往显得左支右绌,最终还是不免沦为一部史料长编。柳亚子的失败,表明抗战时期传统史观的复兴,虽然为士大夫提供了心灵层面的情感和美学救赎,但当他们试图以此寻找历史出路时,却不免有些局促。
            郭沫若与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他首先也是从美学和心理层面,重新召回历史记忆的,并且也尝试从“审美之维”的角度,解决他所面对的历史问题。这一点清晰地表现在他对屈原及其楚文化的解释上。前文述及他从抗战建国的现实出发,将楚文化确立为华夏正统。但他所阐释的楚文化,所提供的解放视景却是美学的:“中国人由楚国来统一,由屈原的思想来统一,我相信自由的空气一定更浓厚,艺术的风味也一定更浓厚。”[61]可见,在他的理想国中,统治者是艺术家。从而在循环史观和夷夏观念之外,建构了新的乌托邦图景。
            四十年代的历史语境确实为美学的解放潜能提供了出场的机会,如沈从文也正在完善他的“抽象的抒情”。在“建国”的视野下,美学的感性解放也应该成为建构新的民族国家的有效力量。然而,美学的乌托邦或许最终还是需要转化为历史内景,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历史问题。因而更多的人将目光转向了现实的政治领域,这就是当时的民主运动。郭沫若向来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体现于他的晚明研究,就是《甲申三百年祭》。在这篇轰动一时的文章中,他否定了史学界的既有共识——明亡于“内忧外患”,而是将明亡的责任归之于明王朝的制度问题。这就从历史的角度解构了南明的合法性,也终结了他的“南渡”意识,但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李自成等人的“革命”,描述了一种新的革命史观和历史远景,这也成为当时民主运动的呼声之一。而他这种态度,也表露在他同年写给柳亚子的一组和诗中,其一、二、三为:
            其一
            凭栏独醉甕头春,殚怒逢天信不辰。
            南渡衣冠羊胃烂,东来盗寇羽书频。
            挽戈我亦思挥日,悬胆谁能解卧薪?
            方报中原人被发,倭氛已过汨罗漘。
            烽燧连天已七春,流年又届木猴辰。
            乾纲独断原如此,池渴今看仍自频。
            驱石犹夸鞭是铁,斮闾仍贱足于薪。
            煤山千古传金鉴,徼幸还飞象海漘。
            其二
            其三
            黄天当立世当春,民主高潮际此辰。
            心轴凡三倾折始,战场第二报开频。
            挟山会见人超海,厝火何堪自寝薪?
            幸有烛龙章北极,震雷将起马訾漘。
            [62]
            柳亚子当时以“春漘”韵写了近百首诗作。郭沫若的和诗从日寇入侵写起,“南渡”还是晋宋以来的南渡,但意义已变。“羊胃烂”典出《后汉书·刘圣公传》,意指滥封官爵[63],矛头实指向国民政府,与第三首“厝火寝薪”同。“木猴辰”便是指甲申年,“煤山”不再是凭吊之处,而是历史教训。“战场第二报”指盟军诺曼底登陆,由此知识分子关注问题的重心,由抗战转向了建国。较之柳亚子南明研究的困境,郭沫若这种大开大阖的历史眼光,不能不能说是革命史观,尤其是唯物史观所赋予的。实际上,柳亚子也将自己著史的失败,归之于自己唯物史观的缺乏。因此,他将整理史料的目的,最终定位为“以便当代具有唯物史观学识的历史家作为参考时方便一些”[64]。可见,在四十年代,唯物史观确实提供了某种历史叙事的动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力,是内在于当时的民主化大潮的。柳亚子与郭沫若关于南明史的唱和,及其寻求历史救赎的尝试,让人想起一年后(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那场著名的对话:
            黄炎培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我是希望找出一条出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65]
            抗战所带来的民族危机,最终转化为了制度的危机;美学的救赎最终也让位于历史的救赎。黄炎培的问题,郭沫若早就给予了回答。
            注释:
            [1] 郭沫若:《题画记》,《今昔集》,第115页,重庆:东方书社,1943年。
            [2] 郭沫若:《(二)遥望宋皇台》,《〈抗战回忆录〉之一章·南迁》,《华商报》,1948年8月26日,第三版。
            [3] 郭沫若:《(四)辗转反侧》,《〈抗战回忆录〉之一章·南迁》,《华商报》,1948年8月28日,第三版。
            [4] 郭沫若:《(二)遥望宋皇台》,《〈抗战回忆录〉之一章·南迁》,《华商报》,1948年8月26日,第三版。按,《郭沫若全集》本中,第三句改为:历史在它长期停滞的期间,就象流水一水离开了主流一样,只是打洄漩。《郭沫若全集》第14卷第10页。这大大淡化了郭沫若当时的历史悲剧意识。
            [5] 陈寅恪:《七月七日蒙自作》,陈美延 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第2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6] 吴宓:《大劫一首》,吴学昭整理:《吴宓诗集·南渡集》,第3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7] 陈寅恪:《蒙自南湖》,《陈寅恪诗集》,第2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吴宓日记中题为《南湖即景》。
            [8] 程潜:《赠贾韬园景德》,《养复园诗集》,第113页,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
            [9] 郭沫若:《望海潮》,《潮汐集》,第43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
            [10] 郭沫若:《挽张曙诗两首·二》,《潮汐集》,第43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
            [11] 郭沫若:《〈明末民族艺人传〉序》,傅抱石编译《明末民族艺人传》,商务印书馆,1938年。
            [12] 郭沫若:《题画记》,《今昔集》,第117页,重庆:东方书社,1943年。
            [13] 郭沫若:《题画记》,《今昔集》,第116页。
            [14] 程潜:《冯园禊集四十二人 分得“实”字》,《养复园诗集》,第109页,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
            [15] 章士钊:《章士钊诗词集》,第3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16] 郭沫若:《题画记》,《今昔集》,第118页,重庆:东方书社,1943年。
            [17] 郭沫若:《钓鱼台访古》,《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年8月15日;诗作又以《钓鱼城怀古》为题,单独发表于《新蜀报》,1942年6月18日,第四版。
            [18] 郭沫若:《寺字韵诗七首》,《郭沫若书法集》,第214页,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
            [19] 郭沫若:《别季弟》,《潮汐集》,第44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
            [20] 郭沫若:《感时四首·三》,《潮汐集》,第411页。
            [21] 郭沫若:《赠朴园》,《潮汐集》,第347页。
            [22] 章士钊:《和翊云花茶韵五首》,《章士钊诗词集》,第2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23]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文集》,第32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24] Kristin Stapleton, Civ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95-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08.
            [25] 胡适:《吴虞文录·序》,《吴虞文录》,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
            [26] 周文:《致胡风:1938年2月6日》,《周文文集》第4卷,第19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
            [27] 黄炎培:《香宋先生退隐三十年矣,顷者,门弟子自其籍容县车迎来渝,文燕无虚日,独北泉禊集,余未获与,纕蘅代拈得长字,因赋呈兼示诸君子》,《黄炎培诗集》,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28] 郁达夫:《感时》,《郁达夫全集》,第9卷第168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29] 赵熙:《答章侯》,转引自《章士钊诗词集》,第2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30] 黄炎培1937年12月31日日记:《黄炎培日记》,第5卷,第240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
            [31] 柳亚子:《次韵答沫若,六月八日作》,《磨剑室诗词集》,第1119页,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2] 参考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3] 郭沫若:《屈原》,第55-56页,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
            [34] 郭沫若:《论古代文学》,《学习生活》,1942年第4期。
            [35] 郭沫若:《论古代文学》。
            [36]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1933年。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参考王汎森著《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的个体生命》(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115-135页。
            [37]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第4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38] 郭沫若:《〈孔雀胆〉的故事》。据郭沫若称,他是幼年从《国粹学报》上的《阿盖诗》得知阿盖的存在的,而触动他创作的,是1939年他回老家时,找到了青年时读过的那册《国粹学报》,并将之携至重庆,“时时喜欢翻出来吟哦”,后起念将之搬上舞台。查考《国粹学报》第64期,可见由雪生辑录的“明遗老刘毅庵”的《脉望斋残稿》,其中有《阿盖诗》,雪生在按语中详细考证了阿盖的事迹,肯定了她的“忠孝节烈”具有普遍性,而“不得以阿盖为夷裔而遗弃之”,尤为表彰了段功后人的复仇之志,“足以愧天下万世之靦颜男子而忘祖父仇雠,反认贼作父者”,这正与《国粹学报》所宣传的种族革命观一致。
            [39] 王家康:《〈孔雀胆〉创作过程中的民族因素》,《聚散离合的文学时代(1937-1952)》会议论文集,第74页,北京:2013年。
            [40] 郭沫若:《〈孔雀胆〉的故事》,载《孔雀胆》,第183页,群益出版社,1946年。
            [41] 郭沫若:《〈孔雀胆〉的故事》,载《孔雀胆》,第191页。
            [42] 对台静农写作《南明讲史》的分析,可参考王德威:《国家不幸书家幸——台静农的书法与文学》,该文收《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吴盛青 高嘉谦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王德威主要是从新文学写作的内在困境着眼,也涉及当时的文化语境。
            [43] 郭沫若:《诗讯》,《新华日报》,1942年7月15日。
            [44] 郭沫若:《诗讯》。
            [45] 柳亚子诗见郭沫若《诗讯》。
            [46] 郭沫若:《诗讯》。
            [47] 可参考张晖《帝国的流亡》,第138-1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48] 后来朱琴可告诉柳亚子,瞿式耜与张同敞就义处为独秀峰下的靖江王故邸,埋葬之地为仙鹤岩,风洞山系误传,因而后来柳亚子诗中有“流传风洞误,青史念瞿张”句。见柳亚子:《中山公园示朱琴可,一月十日作》,《磨剑室诗词集》,第1025页,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49] 柳亚子:《十一月一日,谒瞿、张二公殉国纪念亭有作》,《磨剑室诗词集》,第1014页,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50] 柳亚子:《瞿文忠公遗像,为琴可题,二月十日作》,《磨剑室诗词集》,第1032页。
            [51] 如1942年11月11日致其女儿柳非杞的信中,柳亚子便曾抱怨,“《虎符》为什么不寄航空呢?两星期叫人等得好苦”,并且询问“《孔雀胆》有没有单行本出版呢?如有,我也要的”(柳亚子:《致柳非杞:1942年11月11日》,《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第25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52] 汪辟疆:《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夏完淳》,《民族诗坛》,第2卷第1辑、第2辑,1938年。
            [53] 柳亚子:《致柳非杞:1942年12月30日》,《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第2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54] 见王锦厚:《抗战戏剧史话》,《抗战文艺研究》,1987年第2期;肖斌如 孙继林:《郭沫若与柳亚子交谊琐记》,《郭沫若学刊》,1987年第1期。
            [55] 张焘朗:《几时商略罄生平——纪念柳亚老诞辰一百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吴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柳亚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辑》,第87页,1987年。据张焘朗回忆,这个计划包括,“从福王时期抗清的江左少年、吴日生写到鲁王、唐王时期张煌言、张名振、郑成功,又从抗清的赵琼华写到桂王时期李定国等抗清的《翠湖曲》”。
            [56] 郭沫若:《夏完淳之家庭师友及其殉国前后的状况》,《中原》,第1卷第2期,1943年9月。
            [57] 柳亚子著,柳无忌编:《南明史纲、史料》,第3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58] 柳亚子:《自传》,柳无忌编:《自传·年谱·日记》,第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59] 郭沫若:《(二)遥望宋皇台》,《〈抗战回忆录〉之一章·南迁》,《华商报》,1948年8月26日,第三版。按,《郭沫若全集》本中,第三句改为:历史在它长期停滞的期间,就象流水离开了主流一样,只是打洄漩。《郭沫若全集》第14卷第10页。这大大淡化了郭沫若当时的历史悲剧意识。
            [60] 柳亚子著,柳无忌编:《南明史纲、史料》,第29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61] 郭沫若:《论古代文学》,《学习生活》,1942年第4期。
            [62]郭沫若:《叠和柳亚子四首》,《潮汐集》,第260-261,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
            [63] 参考王继权 姚国华 徐培均:《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下),第5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64] 柳亚子著,柳无忌编:《南明史纲、史料》,第29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65] 黄炎培:《延安归来》,第34-35页,华中新华书店印,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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