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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银河娱乐场网址 | 南明皇帝朱由崧:偶然的谢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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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13日 12:00

              撰文:李洁非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我们接触一个人,不论在现实中或借助于想象,首先会在意他的模样,即平时所谓“音容笑貌”者。究其原因,尽管我们不是相面家,却对来自相貌的各种信息充满渴望,如不能觅得,就有雾失楼台之感,好像难以真正走近那个人。谈起弘光皇帝朱由崧,我便颇有此感。古代为帝王者,御容都要经宫廷画师描摹成图,虽往往加以美化,或者,因刻意比附隆准大耳一类所谓“帝王之相”而流于雷同,却总各有影绘存世。明代凡在南北紫禁城龙床上坐过之人,太祖朱元璋起,都有写真;唯独两位例外,一位是惠文帝朱允炆,一位便是后来庙号安宗的弘光皇帝朱由崧。朱允炆画像原来想必是有的,而被他的叔父朱棣抹得干干净净。至于朱由崧,考虑到满清对崇祯以后史料能毁即毁,也不能断言他的形容根本不曾敷于纸墨,但作为眼前实际,我们确实不曾见到。说到这一点,他还不如自己的好些臣子。后者在刻行于世的文集中,或在族谱宗祠里,还往往留有图形。我又曾指望到文字资料中,找到有关他面貌的描写,结果也无所获。那些记述,只在意他的身份,不关心作为个人他有怎样的形态,纵有稍微具体些的笔触(那是很难一见的),仅及于他衣着上的变化,那也是因为这种变化与他的身份、境遇有关。总之,无论图与文,我们都得不到对于他面貌的认知。一次,从《眉叟年谱》读到对南巡时康熙形象的描绘:“予随众瞻仰,见圣容微黑,大鼻三须,坐船首,一人旁执蓋。”虽着笔甚简,作者视线亦属遥遥一瞥,但还是给出了玄烨具体的形象。我对朱由崧形象所欲得者,仅此亦可,而竟不能。
              这除了使我有些惊讶,也引起别的思索。他也许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但好歹曾为君上,在世间的痕迹怎会如此之浅?当世之人为何不约而同给他以同样的忽视?那张脸,好像可有可无,不值一提。也许,并不出于忽视,而是来自一种虚离感。他短暂生涯,本有许多断断续续、亦实亦幻、真假难辨之处;而在南京的一年,倏忽而来,倏忽而去,萍飘蓬转,即之则杳,有如匆匆过客。从这意义上说,形象的阙如,似乎倒比较真实地反映着他在现实和历史中的处境——一种令人悬疑困惑的幻影般的存在。
              其实,他的存在有真实的一面。这种真实性,直到少年时代还很具体。他生于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乙巳日,换成公历则是1607年9月5日。父亲是万历皇帝第三子、福王朱常洵,母亲姓姚。他的乳名叫福八,听上去容易误为朱常洵第八子,其实是长子,且别无兄弟。母亲姚氏大概死得早,后来被他从河南迎到南京的母后邹氏,并非本生母。他应该算北京人,不光生在那里,且一直长到七岁才离开。万历四十二年,经过久拖、耗费无数口舌乃至酿成宫廷迷案之后,万历皇帝终于决定福王去洛阳就藩。朱由崧在那里度过平静的二十七年,平静到没有多少消息,我们只知这段时间他先是受封为德昌王,后进福王世子。对于乃父的生活,《明史》亦仅以“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一语蔽之。
              经过二十来年的沉寂,崇祯十四年起,有关福王一家的记载突然又多了起来。原因是李自成攻陷洛阳,朱常洵惨死。这件事,让福王一家重回社会聚光灯下。二十年前,由于“三案”缘故,他们曾占据这样的位置,随着崇祯即位、钦定逆案,波澜平伏,事情渐渐过去,他们也淡出政治焦点,在洛阳过自己花天酒地的日子。而那个冬天,朱常洵被杀,且死得那样恐怖——尸身被分割,与鹿肉同煮,名为“福禄宴”——震惊了全国。作为最有钱势的亲王,朱常洵如此下场,无疑是深刻象征,而刺痛很多人的神经。深受打击的,包括崇祯皇帝本人。洛阳事变后,他派人四处找寻堂弟下落,当听到朱由崧流落民间、衣不蔽体的汇报,皇帝泫然泪下,专门拨银三万一千两,派司礼监王裕民送去。以当时国库的捉襟见肘,这笔钱已是巨款,从中可以体会崇祯内心浓厚的悲郁与恐惧。过了几个月,又颁旨朱由崧嗣福王位。
              随着洛阳之变,原来寂寂无闻的福世子开始受到舆论关注,他的逃脱,他的流浪,他的穷困,他的寄人篱下……频频见诸报道和记述。有关他的故事如此之多,大大超过他过去二十多年经历的总和。照理说,他的形象应该由此变得清晰和具体了,实际却刚好相反。他的确越来越多在各种传闻里被提及和曝光,但他究竟是怎样的人这一点,反而更加混乱。有关他的描述,充满了道听途说,在时间、地点和过程上淆乱不一。这明显是乱世的作用。比如,他如何从洛阳脱身,以及脱身后到卫辉依潞王朱常淓这段时间当中的行止,既不确定也不连贯,至今史家不能使之凿实、次第完述,都只能囫囵了事。这留下了许多疑点,而各种对他的怀疑也就趁隙而入,直至有真假福王之论。
              到此回看其平生,也有趣得紧:幼年他的消息少而简单,但那时他的真实性反而不成问题;现在消息虽然越来越多,他却变得越来不可靠。表面上,他愈益进入人们视野,实际却离大家越来越远。这颇像结构主义中所指与能指之间那种奇妙的关系,能指愈丰富,所指便愈模糊。朱由崧从福八而福王,从福王而弘光皇帝,在历史舞台上一步步由远而近,渐渐趋向最前台;但当他终于站在大家面前,大家反而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这种怀疑或不信任,在弘光末期达到顶点。当时,一起童妃案,一件太子案,都造成朱由崧到底是真是假的严重怀疑。人们猛然觉察一个很要命的问题,亦即,眼前这个据称是福王、大摇大摆坐在皇位上的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其底细,抑或,根本谁都不认得他。南京上上下下大小臣工,过去均未见过朱由崧。他确是依潞王来到淮安,但潞王也不能作证此人就是福王朱由崧,论起来这二人虽为叔侄,过去却也例未谋面,当初朱由崧是自行投奔卫辉潞王府,他提交了什么凭据,使朱常淓相信他便是皇侄朱由崧呢?我们并不了解。从始至终,我们只是知道有几位所谓福王府仆从一直追随左右,为他提供身份证明——万一这些人本身就是假的呢……钱秉镫曾就童妃案,写讽刺诗《假后》云:“福国昔破散,骨肉如飘蓬。诸王更衣遁,妃主不得从。……不识今上谁,空死囹圄中。”又于《南渡三疑案》中说:“童氏出身不可考,而决为德昌王之故妃也。”意思很清楚,疑朱由崧而不疑童妃。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看法。尤其经过失败的一年,大家对于“破散”、“飘蓬”期间朱由崧的踪迹无法征信这一点,很乐于理解为这位弘光帝其实是个赝品。最离奇的说法见《甲申朝事小纪》:
              马士英抚凤阳时,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视则福王印也。询其人云,有博徒,持以质钱,士英因物色之。士英与王初不相识,但据王印所在,则以为真世子。
              依此,在南京当皇帝的那人,不过是持有福王印的某位赌徒罢了。
              不过,南京的一年当中,他又回到了真实。不管前头的经历如何扑朔迷离,他做了弘光皇帝、在南京临朝一年,这可是真真切切、有目共睹。我想如果与之面对面,我将对他这样说:我也许并不知道你究系何人,但我知道你是弘光皇帝。固然,他可能是个假冒的福王,但作为弘光皇帝却并非假冒,而是经南京重臣会商决定并专门迎送,又经过正式典礼确认的。他是一个真实的皇帝。
              但接下来,若问真实的弘光皇帝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不免又含糊起来。史述中对他有大量、压倒性的负面描写。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马士英、阮大铖狼狈为奸,定策前主动联络马士英为己争位,登基后对马阮言听计从、任其操柄。一是荒淫无度,纵酒滥性,尤其是喜好幼女,甚至彻夜痛饮而淫死幼女……这些描写,有些确有其事,有些却只是想象。假如我们希望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而不只想找一个历史替罪羊,对这些描写就需要给予细致的分辨。凡属于想象的,都将其剔除于事实之外,而不论这类话语多么甚嚣尘上、众口一辞。即便确有其事的那部分,也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孤立、单线条地看,而要深入一层看前因后果,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们这样慎重,实在并不为着朱由崧的缘故,他个人的毁誉,说实话无关紧要,问题在于对他的看法恰当与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那段历史认识是否正确;实际上,当时一些史述所以对他的形象展开了那些刻画,本身就由于不正确历史观的指导。
              我们先从一种最耸人听闻的描写说起,亦即他的恣意声色。《明季南略》:
              马士英听阮大铖日将童男女诱上。正月十二丙申,传旨天财库,召内竖五十三人进宫演戏饮酒,上醉后淫死童女二人,乃旧院雏妓马、阮选进者,抬出北安门,付鸨儿葬之。嗣后屡有此事。由是曲中少女几尽,久亦不复抬出,而马、阮搜觅六院亦无遗矣。
              “童男女”、“淫死童女二人”、“少女几尽”、“久亦不复抬出”、“六院亦无遗矣”……将这些字眼及片断挑出来,摆放面前冷冷打量一下,不难意识到其中充满妄测、夸张、虚构和杜撰,做得了这种事的人,没法是朱由崧,甚至没法是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真实的人,倒很像色情小说主角或所谓AV男优,大抵他们才能够对性事如此强悍。当然,杜撰者不是计六奇,他的《明季南略》是在搜集大量明季史料基础上,整理、编辑而成。不仅《明季南略》,几乎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如《小腆纪年附考》、《爝火录》、《甲申朝事小纪》、《甲乙事案》、《南疆逸史》等,都不难找到相类笔触。连《桃花扇》也蜻蜓点水地掺杂几句“天子多情爱沈郎”、“你们男风兴头,要我们女客何用”,来暗示朱由崧男女通吃。总之,这样的描写铺天盖地,完全是当时和后世大家对朱由崧的共识。
              共识就是事实?人人相信便等于真相?一般会这么看。既然众口如一、众口同声,事情就错不了。可是,往往也有众口铄金的情形——经过“众口”,金子都能熔化掉,何况肉身凡胎的人。“众口”力量之大,不光能把事实和真相确定下来,也可以把虚妄确定为事实和真相。有关朱由崧的欲望化叙事,大部分属于众口铄金一类。李清专门谈到了这一点:
              于吴姬罕近也。然读书少,章奏未能亲裁,故内阉外壬相倚为奸,皆归过于上。如端阳捕蛤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娈童季女,死者接踵,内外喧谤,罔辩也。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历历吐状,始得其实。又大学士吴甡寓居溧水,曾见一大珰,问及宫府事,言:“上饮酒宴乐有之,纵淫方药等传闻非确,惜为大学士马士英所挟耳。”
              那些逃入民家的宫女,她们是在场者乃至当事人。比之于“众口”,她们是很少的一点人,但朱由崧这方面情形究竟如何,有发言权的并非纷纷然的大多数,而是这些“少数人”。“于吴姬罕近也”,非不近,但不很热衷,更没到依赖壮阳药、淫死童女的地步。那位大太监对吴甡说得更明白:朱由崧有爱好有耽迷,但不是性,而是“以戏下酒”——一边看戏,一边喝酒。
              这才是真实的朱由崧,抑或,才让人看到了他的“这一个”。
              诚然,帝王中多好色之徒——其实并非他们较常人格外好色,而是性权力、性资源得天独厚,欲望可以无度挥霍,故而容易沉溺不拔,以至纵欲身死。这样的例子,明代就有好几位。个中极致,是在位三十天便做了风流之鬼的光宗朱常洛。在豹房里面欲海沉浮的武宗朱厚照,也很典型。由此,皇帝与壮阳药的关系确为明代显著者,《万历野获编》:
              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术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可学)、盛(端明)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
              世宗,就是嘉靖皇帝;穆宗,则是他的儿子、隆庆皇帝。父子俩都是“药物依赖者”。隆庆皇帝服了春药,居然“阳物昼夜不仆”,似乎方士及其药物还真并非浪得虚名。或许就因这类故事巨大的广告效应,民间对皇帝与方药的关系早已笃信不疑,然后推而想之,凡皇帝必滥性,凡滥性必方药。朱由崧大概就是这样,自然而然被代入上述“皇帝故事模板”,发生诸多“纵淫方药等传闻”。
              这种推想虽非事实,很多时候可能并不错,因为它合乎逻辑,在多个皇帝身上屡试不爽。可这回确实“爽”了一把。朱由崧对于性的兴趣仅堪平平,较之美色,他更大的享受是美酒和戏剧。这确有点“反常规”;常规情形下,性总是排为享乐头名。但我们也得允许例外发生,仍以明代皇帝为例,对于性感觉寡淡的并非没有其人,比如正德皇帝朱厚照滥性无度,但他父亲弘治皇帝朱祐樘却截然相反,除了张皇后,“平生别无幸与”,以致沈德符惊叹:“无论鱼贯承恩,即寻常三宫亦不曾备,以至于上仙。真千古所无之事!”这也真是修炼成仙了。什么原因?不好断言,似乎与两点有关,要么是张皇后擅宠、弘治怕老婆,要么是身体绵弱——朱祐樘曾受万贵妃迫害,命几不保,先天不足。不论如何,弘治皇帝留下了一个先例,说明并不是每位守着取之不尽性资源的皇帝,都必然视男欢女爱为最大乐事。既然朱祐樘如此,朱由崧未必不能这样,何况他身边的宫女太监已经作证“纵淫方药等传闻”都是莫须有之辞。
              说来我们本不必就此喋喋不休,朱由崧“纵淫方药”也罢,不“纵淫方药”也罢,作为街谈巷议或书话演义,妄说妄听何妨?然而有一点,当时人们就朱由崧“个人作风问题”传谣、信谣,都基于一种心理隐秘,即甲申国变后,事情坏就坏在没得到一位好皇帝,反过来这其实是说,万一不摊上一位无道之君,事情尚有可为。过去,我讲过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可悲,眼下则补上一句:只知皇帝可恨不知制度之坏,更是一叶障目。如果对坏皇帝的怨恨,是对所谓好皇帝的祈盼,对这种迷梦,绝对应该猛推一把,使之觉醒。朱由崧不是什么好皇帝,对他当骂则骂,该批则批,俱无不可;然而如果熟读史料、了解当时语境,我们却都知道他所以背负这么多丑闻,乃至夸张到有些妖魔化的地步,其实有一种特殊含义,这就是钱谦益等人打造的潞王神话,按照他们的说法,潞王“素有贤名”,可登大位。这是打道德牌,当时很有市场,连疯僧大悲都到处宣扬潞王贤明、皇帝该让与他做。且不说潞王与福王半斤八两,乙酉之变后他在杭州的表现完全说明这一点,就算果真德行较好而由他去当皇帝,明朝命运真能另有不同?明显是痴人说梦。古人的认识受制于时代,我们不能苛求,但作为后人,了解历史却不能顺从和重复古人的错误,而一定要将其指出。我们这里蛮认真地替朱由崧辩诬,清理某些有关他的不实之词,目的不是做翻案文章,而是防止将责任一古脑儿推到朱由崧那里,失掉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朱由崧不是好皇帝,但确实远谈不上什么很坏的皇帝。这与他的心性无关,而由“时势”决定。“皇帝”这种事物,有其固有之恶。其中最主要特征,就是黄宗羲概括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自古以来,君权邪恶本质即在于此。不过具体而论,情形也有变化、发展和差别。黄宗羲紧随刚才那句话后面,做了有趣的补充:“始而惭焉,久而安焉。”大家与历史对照一番,看看是否如此。一般,王朝初建之时,其一二代君主往往还能“与民休息”,独夫面目与特权贪欲有所克制,这就是“始而惭焉”。等到江山坐稳,那固有之恶可就情不自禁、不可阻挡地向外喷涌,无远弗届,不知餍足,此所谓“久而安焉”。杜牧曾讲到过“独夫之心”,每个皇帝或许都有一颗这样的心,但分辨一下,却也有大有小。是大是小,通常跟国势强弱成正比。王朝愈当如日中天,独夫之心就愈盛。像“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乐”一类肆无忌惮情形,多不见于王朝初期,也很难得逞于王朝末年,一般都集中在王朝中段。道理很简单,“久而安焉”,皇图稳固,固有之恶可以无忌尽兴一泄。故尔,这往往也是集中涌现“坏皇帝”的时期。明朝就很明显,从明英宗朱祁镇起,到明熹宗朱由校,其间除弘治皇帝不在此列,劣陋之辈走马灯般接踵而来,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一直到发展到极其黑暗的天启七年,这股恶的能量似乎总算释放干净。这么说好像还不准确;恶,其实没完,如果允许、如果可能还会释放,只是物极必反,恶的堆积已达某种极限,从而失去了继续作恶的条件。议至此,我想在“始而惭焉,久而安焉”的后头,替黄宗羲再添一句:“终而颓焉”。王朝末年通常都有这么一个阶段;在明代,崇祯、弘光就处于这个阶段,我们对相应这两位皇帝的认识,也紧扣“终而颓焉”几个字才比较得体。崇祯皇帝自谓“君非亡国之君”,有些心软的读者也附和他,以为这是一位好皇帝。而朱由崧,则在许多史述的妖魔化叙述下,被定格为坏皇帝。其实,作恶殆尽的王朝末年,无所谓什么好皇帝、坏皇帝。对于看起来疑似好皇帝者,我们不要忘记“终而颓焉”这个大背景,倘非如此,只怕我们绝无机会遇见一位所谓的“好皇帝”。对于被极力刻画、渲染出来的坏皇帝,大家也要多个心眼,想一想处在“终而颓焉”态势下的皇帝,其实又能“坏”到哪里去?
              总之,皇帝的好坏,不取决于个人或心性,有什么“此贤彼愚”之分;取决于时势。凡恰当其势,“皇帝”这行当以其固有之恶,不出万一很难有什么好东西。这由制度来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关于朱由崧,从个人角度论他的好坏,至少笔者觉得材料尤其是可靠的材料尚嫌不足,但我们却有把握说,作为皇帝他确已丧失了很大一部分作恶的能量。他是末世的君主。守着残山剩水,内寇外虏,朝不保夕,未来一片黯淡,乃至可以预见下场必属惨然。有鉴乎此,他还有多少心情去强打逞性妄为、跋扈自恣的精神,确是一种疑问。即便有此心情,客观上可以支撑他的资源、条件和空间,也大大萎缩了。试问,他能像他的爷爷万历皇帝那样贪得无厌,尽其一生以逞其极端自私的本性吗?所以,假设朱由崧这个人好坏,意义不大,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时势。也许他本性一点也不好,然而时过境迁,想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了,非不愿,是不能也。
              这“不能”,除开王朝势穷力疲的基本面,还和朱由崧自己的特殊情况有关——他并非通过继承程序自动登基,而是被迎立,由人扶上帝座。这层关系,无论如何含着君弱臣强的意味。尽管以明朝之日薄西山,马士英恐怕也无心以迎立为资本,做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指鹿为马的奸雄。他的诉求主要是搞钱、捞取实利,表现也相应主要是疯狂贪黩而非篡位夺权,职是之故,朱由崧所受挤压尚未达到汉献帝的程度,至少小命无忧,但寄人篱下、看人眼色、诸多方面操于人手等等之状,却在所不免。这样一位皇帝,哪里能弄性尚气、偿其大欲。想想嘉靖皇帝吧,午门外将一百八十多位大臣打屁股,血肉横飞,那才算强势的君主,才具备让一己之恶随心所欲释放的能量。
              当马士英派人在淮安找到他时,他与一个叫化子相差无几,而这种状态已持续有两年。槖囊一空,靠向潞王借贷维生,头上裹着粗布头巾,衣袍是破的,腰间所束不是与身份相称的玉带,而是质地低劣、用牛角制成的角带,他的一班随从甚至只能穿着草鞋。他就以这副形象出现在南京大臣面前,“枕旧衾敝,帐亦不能具”,看上去与其说是接受拜谒的君主,不如说是被救助的无家可归者。群臣或许不致因此有藐视君上之意,但朱由崧自己恐怕却少不了自惭形秽之感。
              他无疑是带着心理上的弱势进入南京紫禁城。不特如此,对于当这个皇帝,朱由崧还极可能并不情愿。《明季南略》说,乙酉年四月下旬形势愈见危急时,朱由崧经常埋怨马士英“强之称帝”:
              自左兵檄至,清兵信急汹汹,上日怨士英强之称帝,因谋所以自全。
              明故宫遗址
              这记载,自然相当重要了,可惜我们仅见此一笔。我们知道定策时,关于迎立何人,南京高层争得很激烈,是一场轩然大波,其线索在整个弘光一年中都不曾消隐,从史可法黜出南京到周镳、雷縯祚被杀,都是它引出的下文。普通的推想,朱由崧作为受益者应是其中的活跃因素,是积极主动的争夺者。《南渡录》载:“时王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这情节跟刚才《明季南略》所说朱由崧本不想当皇帝而是马士英“强之称帝”一样,也不见于他著。真相暂不可考,但揆以整个局势,我个人不相信朱由崧曾与几位武臣串通,让他们“协谋拥戴”,而比较倾向于他对于当那个皇帝,内心至少有些踌躇。对此,我们虽没有直接关于朱由崧的材料,但可以参考潞王朱常淓的情况。乙酉南京投降后,明朝政治焦点迅速从南京移到杭州,因为朱常淓在那里,朱由崧被俘后可以代之的就是朱常淓。不久,马士英奉太后(朱由崧母亲)逃到杭州,太后亲求朱常淓接过权力,却遭后者坚拒:
              时潞王有杭州,诸臣有请王监国者。王不受。太后泣拜之,终不受。盖已与张秉贞、陈洪范决计迎款矣。
              朱常淓执意不肯,答案仍为“终而颓焉”四个字。大势已去、山颓木坏,此时为君何美之有?要啥没啥不说,还得担责受过、百般受掣。朱常淓很明白这一点,不肯将屁股坐到火堆之上。一年前,情况其实也差不多,那样一个烂摊子,搁谁手里都不享福,都是累赘。除非自我崇高,以英雄自命,以为自己是中流砥柱、可挽狂澜于既倒者——比如朱聿键。但朱常淓不是这种人,朱由崧显然也不是。实际上,定策中福王、潞王之争,原是两边大臣争得面热耳赤,跟他俩本人却都没有什么关系。
              既然朱由崧对当皇帝其实并无兴趣,那为何还是去了南京?对此,我们只好妄自揣测。在我看,他糟糕透顶的现实窘境,是个关键。我们回顾一下洛阳落难后他两年来的行止:孤身逃出、四处漂泊、寄人篱下、饥寒交迫;后来总算搭了顺风车,随潞王船队平安来到淮安,但有迹象表明,诸王船队继续南下时不打算携他同行,因为到淮安后,朱常淓借给他一笔钱,之后他就搬出船队上岸,“寓湖嘴杜光绍园”,大有就此分手之意。倘真如此,那么自到淮安之日起,朱由崧实即走投无路,往后的日子莫展一筹。恰在此时,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