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古德诺与民初帝制运动

发布时间: 2017-03-07
撰文: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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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说,外来和尚好念经。大意是,中国人不管什么事,总喜欢听听外国人的看法以壮胆。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大千世界,全球那么多人,找几句赞美,从来不是难事。君不见,近代以来在中国即便发生文革那样的事情,不照样有外国友人情不自禁赞美。不是外国无耻之徒多,而是多元世界本来就是意见杂陈。民国初年的古德诺,就是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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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个洋人说句话
其实,中国人也很清楚,如果自己的作为符合世界潮流,无须向任何人寻求正当性论证,世界主流一定会向中国人表示祝福。一旦中国主政者拿外国人说事,其内心深处已知道事情并不那么正当。
民国初建,走向共和。尽管在中国内部存在诸多困难,东西洋诸国并没有因为中国革命而反制,各国不管先前与清政府有怎样的关系,他们大致尊重中国政治选择,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不久,放弃战时中立,重建外交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分成两大阵营,中国宣布中立。此后,中国除因山东问题与日本闹过不愉快,其他各国并没有借机揩油,占中国便宜。那时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虽然弱,但并不失独立声音。
“二十一条”交涉是民初政治转折节点。从袁世凯立场看,中央政府力量亟待加强,最高领导人权威还应继续巩固,已修订完成的《大总统选举法》还不够,十年总统任期,连选连任,依然不能解决最高权力稳定传承的期待。一旦大总统出现意外,最高权位依然重回被争夺的“丛林状态”。如何建构一个全新的最高权力系统,袁世凯还没有想清楚,他意识到了问题,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冲动。
当此时,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深度启发了袁世凯,重回君宪迅即成为一个可供讨论的方案。袁世凯对杨度的报告深表认同,不过他并没有迅即表示接受,重回帝制,而是表示这个方案可以找人谈谈。
“君宪救国”只是“二十一条”背景下一个可讨论的选项,而恰当此时,“五路大参案”突然发生助推了帝制运动。
所谓“五路大参案”,就是陆军部次长徐树铮、财政部次长张弧、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以及津浦、京汉、京绥、正太、沪宁五路局长等二十多人因贪污腐化被弹劾。众议沸腾,袁世凯迫于舆论,遂将金浦路局长撤职,京汉路局长、京绥路局长离职听审,交通部次长叶恭绰暂行停职,听候查办。
大参案的主角差不多都是总统府秘书长、粤人梁士诒所谓交通系成员。此时财政部总长周学熙,安徽人,其政治派别属于皖系。财政部次长张弧就职务而言为周的僚佐,但在政治上却倾向于梁士诒,阴为呼应,重金收买周学熙废纸篓中的文件以侦查机密。
张的举动被周学熙觉察,周遂先发制人,具折纠参,张奉令发往四川效力。“一时粤系惶然,密议对策,思所以转移局势,非出奇不能制胜,因与袁世凯长子克定相结纳,迎合袁之意图,创为帝制之议。”(《袁世凯帝制活动与粤皖系之争》,《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史料集》,116页)
梁士诒和他的嫡系眼看权力受到威胁,决定采取一些极端行动以重新取得首要地位。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必须发起帝制运动。“因此,看来他们已经使袁世凯相信,帝制运动只有通过他们卓越的经验和学识才能正确地加以处理并使之早日圆满成功。”(《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36页)梁士诒这些人在拿国家前途做赌注。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梁士诒的帝制运动,劳乃宣的“帝制人为”,袁克定的就近反映,不能不引起袁世凯的警觉。国体变革决非小事,中国刚从帝制转向共和,怎么能说复辟就复辟,说帝制就帝制呢?就在这时,古德诺重返中国,无意中介入一场重大事件。
2
威权政治论
古德诺1859年生于纽约,时年五十六岁,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留学法、德,再回哥大教书,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并一度出任霍布金斯大学校长,为美国卓有成就的政治学、行政法学专家,著述甚多,影响巨大。
中国具有悠久的“客卿”传统,进入近代更是不惜工本聘请了一大批西人为各个领域顾问,甚至实际主持者,赫德就是最成功的例子。赫德以西方经验为中国建构了一个现代海关体制。
进入民国,实行共和。按照劳乃宣的说法,中国人两千多年前就有共和经验,但与西方近代情形比,西周共和并不是近代意义共和,因而民国初年,中国政府不惜重金聘请古德诺、日本有贺长雄为宪法及法律顾问。
古德诺、有贺长雄都是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推荐的。据莫理循说,袁世凯最初对有贺长雄并不满意,“理由是有贺长雄来自一个君主政体性质的国家,这项任命,特别是因为它与起草宪法有关,会使那些正在扬言袁世凯本人想攫夺君主权力的人们更加惊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101页)由此可以体会,袁世凯聘请宪法顾问的初衷,是期待顾问用他们的共和经验帮助中国,这是古德诺得以入选的原因。
莫理循的提议是重要的,但古德诺真正被中国政府聘用,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哈佛大学名誉校长埃利奥特的推荐。埃利奥特1912年访问中国,与袁世凯、唐绍仪等见面,中方委托他聘请一位著名美国人为政府顾问。埃利奥特随即提出古德诺,鉴于古德诺的成就,以及他的中国弟子顾维钧此时正在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古德诺很快来中国履职。
对民初宪政建设,古德诺尽心尽力,提供许多极富价值的意见,并参照美国宪法蓝本,以及英、美、法等国经验,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中华民国的国会》等,建议中国实行总统制,赋予大总统相当于美国总统那样的权力;至于议会,古德诺建议中国不要设置太复杂的立法机关,应为总统保留指派一部分议员及解散国会的权力,以保证秩序恢复与稳定。
胡适当年著文指出,“古德诺教授和现代其他善意之制宪权威认为,东方人不适于民主政体,因为他们以前从不曾有过。”(《胡适日记》卷二,249页)因而他帮助中国制定准宪法文件,无不强调威权政治,将大总统任期无限延长,在胡适看来,中国的共和制与君主制已经没有本质不同。
3
共和与君主论
古德诺对中国国情的体认并不特别,他主张威权政治,主张加强大总统的权威,这些认识并不违背共和原则。从帝制转向共和是一个复杂过程,如果有一个强权人物把握,绝对是幸事而非悲剧。所以当梁士诒、劳乃宣以及筹安会“六君子”帝制言论甚嚣尘上时,袁世凯让1915年7月重回中国的古德诺进行研究,是一个谨慎态度。
经过几个星期辛勤工作,古德诺向袁世凯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个“万言书”由于专供袁世凯个人参考,因而古德诺就中国应取、能取什么样的制度进行学理分析,以一半以上篇幅探讨近代以来欧美诸国政治经验得失,以为一国采用何种国体,常视其实际需要而定,并无一定之规,更不存在从君主转向共和犹如拾阶而上的进步。君主与共和,各有优劣,不可一概而论。君主制比较容易解决继承问题,因而政治往往有一个稳定预期:长子继承,无须纷争。共和制如美国,民智发达,人民具有相当丰富的参政经验,总统选举、权力交接,一般也不会出现问题。但在南美诸国,情形则不可一概而论,许多国家民主转型后,其政治稳定反而不如原来的君主制。
讨论欧美诸国政治发展经验当然不是古德诺的重点,他只是以此作为讨论中国政治出路的铺垫。他在谈及中国问题时,一是强调中国专制传统,民智不开,没有参政经验。中国从专制转向共和或许是大趋势,是大概率事件,但1912年创建的体制过于急遽,过于理想,完美主义并不一定能得到完美结果。二是民国建立四年来内乱不断,但其表征始终在大总统交替问题无法获得妥善解决。古德诺认为,仅就中国实际情形而言,君主体制较共和体制更适宜于中国。
古德诺强调,他的这个结论只是就学理而言,至于中国能否从现在的共和制改回原来的君主制,必须满足这样三个条件:
第一, 此种变革不能引起国民及列强的反对。
第二, 妥善解决君主继承问题。
第三, 政府必须预为计划,以求立宪政治之发达。
至于目前中国是否具备这三个条件,古德诺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留给袁世凯自己考虑:“至此种条件,今日中国是否完备,则在乎周知中国情形,并以中国之进步为己任者之自决耳。如此数条件者均皆完备,则国体改革之有利中国,殆无可疑者也。”(《共和与君主论》)
这份文字是古德诺应袁世凯要求而写,袁要他为总统准备一份备忘录,就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中哪一种形式更适合于中国国情做一比较。就性质而言,古德诺这篇《共和与君主论》只是“顾问”为“雇主”撰写的“研究报告”,是供袁世凯个人参考的“密件”。
古德诺只是从一般理论上认为君主政体更适合于中国人的传统,君主政体的一个特别优点,是权力继承是规定好了的,因而不致一再成为争夺的目标。“关于在当时从共和制真正回到君主制的利弊,古德诺博士不愿发表意见,备忘录仅只是为总统个人参考而准备的。顾问们一般都被当作学术上的装饰品,古德诺博士毫不怀疑,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备忘录将是采取积极行动的起点和根据。”(《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36页)
换言之,古德诺知道他的这篇文字将会被政治家所利用,因而他在中国是否应从共和重回帝制关键问题上模棱两可,“不意此文后来竟为袁党汉译为‘共和与君主论’,文中并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发交华文媒体广为宣传,它就变成杨度等人所组织的推行帝制的‘筹安会’的圣经了。后来袁氏帝制不成,身败名裂而死,遗臭后世。古氏因之也颇蒙恶名,有人甚至怀疑他受贿执笔,使古老头跳到黄河洗不清,他本来在美国政坛也是宦途似锦,竟因此一败笔而前功尽弃。原来在古氏出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声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下,共和党固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也。不幸古校长竟因‘助袁称帝’之嫌被黜,使他合恨终生,也真是无妄之灾。”(《袁氏当国》)
像一切被曲解的作者一样,古德诺闻讯召开记者招待会,试图加以辩解,否认支持中国恢复帝制的态度,否认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否认说过君主体制为中国所亟需这样的话。他不允许媒体进一步引证他的文章,更不允许借着他的名义支持恢复帝制。但是,木已成舟,覆水难收,古德诺这些否认已无补于事,文本俱在,“一个美国专家竟然表示这种意见,这个事实已被人们用来支持实行帝制的特别有力的证据,因为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共和国的公民的意见。”(《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36页)
马勇微信公号:mayong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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