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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赢家论坛 | 陈晓伟:释“答兰不剌”——兼谈所谓“德兴府行宫”

          微猫网

          2018年09月22日 12:00

          释“答兰不剌”
          ——兼谈所谓“德兴府行宫”*
          陈晓伟
          【编者按:本文原载《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微信号编辑省去了注释及部分考证,引用请依据原发表版本。】
          “纳钵”(或译作捺钵、纳拔、剌钵、纳宝)一词源自契丹语,本义为行宫、行帐,指契丹四时捺钵制度下的皇帝四季营地。金元以后,捺钵词义渐生变化,改指皇帝出行途中之顿宿所。蒙元亦有类似契丹的游猎习俗,主要体现为两都巡幸体制。凡两都巡幸或柳林飞放,皆于途中置纳钵。因两都巡幸制是蒙元政治史上的一大关节,纳钵问题与历朝皇帝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故历来深受学界关注。传世蒙元文献中所见纳钵名称,大多为汉语词汇,其地望比较容易确定。但也有某些蒙古语的纳钵名,其地理位置殊难考索,本文讨论的“答兰不剌”就是这样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一、从两件元代公文的书写地说起
          我们都知道,元朝有许多公文都是在皇帝出行途中讨论颁布的,按照惯例,文中均会明确记录御前奏闻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借助于这些公文档案,往往可以获取有关纳钵的重要信息。笔者注意到,有两件元代前期公文均颁布于“答兰不剌”,本文的问题即由此引出。
          成书于至正八年(1348)的政书《六条政类》,今有部分佚文见于《永乐大典》残卷,其中“河南立站”条有如下记载: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忽都答儿怯薛第三日,答兰不剌里四角殿里有时分。……暗都剌参政、狗儿参议等奏过下项事理,钦此。都省议得上项五站,每站拟设正马一十匹,从本省于附近相应户内差发,与通政院所委官一同安置。外据罗山等一十站,移咨河南、江西、湖广三处行省,并劄付通政院,委官一同相视,若是那儧有无动摇,从长讲究端的。如何便宜,拟定咨来。
          这是一件中书省讨论有关河南行省站赤事项的文书。据《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九年(1292)三月庚戌,“车驾幸上都”。按是月癸巳朔,庚戌为十八日,而这件公文于同月二十一日写于答兰不剌,此时距世祖离开大都已有三日。
          另一件文书见于《元典章》卷38《兵部五·违例·禁治打捕兔儿》:
          大德元年五月十八日,钦奉圣旨:“大都周回外前有底城子等处,打捕着兔儿,街上卖的多有。”么道,说有。咱每飞放行时分,比在前哏希少了有。如今自大都八百里以里,休打捕兔儿者。打捕鹰房子每,“许令交飞放”道来的人每,于各各摽拨到的地面里,合打捕的时分,打捕者。除这的每外,不拣是谁,休打捕者。既这般宣谕了呵,八百里以里打捕兔儿的人每,有罪过者。道来,圣旨。鸡儿年三月十八日,答兰不剌有时分写来。
          这是一道有关限制大都周边捕猎活动的圣旨。然《成宗纪》系此事于大德元年三月丁亥,丁亥为二十五日,与上文所引圣旨时间不符,估计三月十八日是圣旨写毕时间,而二十五日则是中书省将圣旨颁行于各行省的时间。
          以上所引至元二十九年和大德元年两件文书,均颁布于元帝巡幸上都途中,而其所在地皆为“答兰不剌”。从这种情况来判断,“答兰不剌”应为两都之间的一处重要纳钵,但有关这一纳钵的信息,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界注意,因此很值得我们做一番认真探索。
          二、“答兰不剌”蒙古语文释义
          “答兰不剌”是两个较为常见的蒙古语词汇。《元朝秘史》中屡见“答阑”(dalan)一词,旁译皆作“七十”。又据该书卷4第128节记载,札木合部属绐察儿居地名为“斡列该不剌中合”(Ölegeibula-q),旁译曰“地名”,但未解释该词词义。洪钧早已指出,此地名在《元史·太祖纪》及《圣武亲征录》中皆译作“玉律哥泉”,知“玉律哥”即“斡列该”之异译,故后一词“不剌中合”中的“不剌”(bulaq)即当为“泉”。另外,检元人汇释汉蒙词汇的《至元译语》,其“数目门”有“答剌”(dalan)一词,义为“七十”;“地理门”收录“布剌”(bulaq)一词,对译“泉”字。又洪武十五年(1382)编成的《华夷译语》中亦有“答阑”(dalan)、“不剌黑”(bulaq)二词,分别注明其汉义为“七十”、“泉”。在现代蒙古语中,仍称“七十”为dalan,“泉”为bulaq。
          根据以上引述的蒙古语文资料,可将上面两件元代公文中的“答兰不剌”复原为Dalanbulaq,汉语义为“七十眼泉”,可简称“七十泉”。幸运的是,笔者在元代石刻资料中也找到了与此相关的记载,可以为上述结论提供一个重要的佐证。
          河南安阳林州宝严寺原有两通元代圣旨碑,今有拓本传世。其中第一碑分别用汉文和八思巴蒙古字书写,蔡美彪先生《元代白话碑集录》最早刊布了此碑汉字录文: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月古䚟皇帝、薛禅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告天祝寿寄者”道□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着,告天祝寿者么道。林州有的宝严禅寺、太平禅寺里住持(玉峯)茂长老根底,执着行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寺院房舍里,使臣每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要者,税粮商税休与者。但属寺家有的地土、园林、碾磨、店、铺席、浴堂、解典库,不拣甚么的休夺要者。
          更这玉峯茂长老有圣旨么道,无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更不怕那。
          圣旨俺的。
          狗儿年三月初三日,七十个井儿有时分写来。
          蔡美彪先生指出,书写这道圣旨的“狗儿年”即成宗大德二年。至于碑文中出现的地名“七十个井儿”,因在元代汉文文献及石刻中仅此一见,蔡氏未作解释。
          这通白话碑译自八思巴字圣旨,后来蔡美彪先生又撰文对八思巴字碑文做了译释,其中最后一句有关这道圣旨颁发时间和地点的内容,其拉丁转写如下:
          No-qaji ǰil qa-bu-run he-č‘uszar-jin qar-banši-ne-de da-lan bu-la-q
          狗 年 春 末 月的 三 日 七十泉
          bu-guèdur bi-či-beè。
          时分里 写来
          将上文所引汉字碑与八思巴字碑做一比较,即可看出“七十个井儿”译自蒙古语Dalanbulaq。
          如上所述,元代汉文文献中所见“答兰不剌”一名,与Dalanbulaq一词完全可以勘同,并且可知其准确词义为“七十泉”。在古代蒙古社会中,习惯于用“答兰”(七十)以喻其多。故所谓“答兰不剌”(七十泉),即指泉水众多之地。根据以上蒙汉文献可知,Dalanbulaq(七十泉)一词,在蒙元时代的汉文文献中或音译为“答兰不剌”,或意译为“七十个井儿”,此地名之勘同奠定了下文讨论的基础。
          三、答兰不剌与缙山香水园纳钵
          上文提到的至元二十九年、大德元年及二年的三件公文,均颁布于答兰不剌(七十个井儿),表明这是蒙元时期两都巡幸途中一处重要的纳钵,但关于此纳钵之地望,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蔡美彪先生在考释大德二年八思巴字《林州宝严寺圣旨碑》时,曾对Dalanbulaq(七十泉)的地理位置提出过一个推测性意见。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还值得认真推敲。周伯琦《扈从诗·前序》是这样记述的:
          至正十二年岁次壬辰四月,予由翰林直学士、兵部侍郎拜监察御史。视事之第三日,实四月二十六日,大驾北巡上京,例当扈从。是日启行,至大口留信宿。历皇后店、皂角,至龙虎台,皆纳钵也。……龙虎台在昌平县境,又名新店,距京师仅百里。五月一日,过居庸关而北,遂自东路至瓮山。明日,至车坊,在缙山县之东。
          由上述记载来看,似无法得出龙虎台纳钵距大都约五日行程的结论,更不能由此推断Dalanbulaq的地理位置就在龙虎台一带。理由有三:
          其一,不宜简单根据出发日期来计算自大都至龙虎台之间的行程。周伯琦此行于四月二十六日自大都出发,五月一日过居庸关,又《南台备要》有“至正十二年四月三十日,也可怯薛第一日皂角纳钵马上来时分”的记载,皂角纳钵尚在龙虎台之南,则至龙虎台亦当在四月三十日,但因其间在大口纳钵“留信宿”,故自大都至龙虎台之间的行程肯定不足五日。
          其二,大都至龙虎台之间的实际距离显然不足五日行程。周伯琦已明确指出:“龙虎台在昌平县境,又名新店,距京师仅百里。”王恽《中堂事记》所记中统二年(1261)赴上都行程,在三月六日条下说:“憇海店,距京城廿里。……是晚宿南口新店,距海店七十里。”王恽又有诗云:“新店到都才九十。”则新店(龙虎台)距大都实为九十里。又据《元史·文宗纪》记至顺元年(1330)五月巡幸行程,称“戊辰,车驾发大都,次大口,……己巳,次龙虎台”。知大都至龙虎台之间的正常行程仅为两日。
          其三,龙虎台与答兰不剌的地貌特征明显不符。如上所述,答兰不剌义为“七十泉”,表明它是一处泉水众多之地。而龙虎台的地貌特征则与此迥异。刘基《龙虎台赋》云:“龙虎台去京师相远百里,在居庸关之南,右接太行之东,地势高平如台,背山而面水。每岁车驾行幸上都,往还驻跸之地,以其有龙盘虎踞之形,故名耳。”廼贤亦云“大驾巡幸往返,皆驻跸台上”。从这些描述来看,龙虎台与“七十泉”之称殊难堪合。
          如此看来,可以肯定答兰不剌并不在龙虎台一带。既知答兰不剌是两都巡幸途中的一处纳钵,我们不妨从皇帝巡幸路线中去寻找相关线索。关于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交通路线,周伯琦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驿路是两都间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东路、西路统称辇路,是两都巡幸的专用路线。周伯琦称东路有两条,实际上古北口道很少见于记载,黑谷道才是东路的主要路线。王守诚也曾谈到东、西两路的情况:“大驾北巡,与扈从之臣同发者,自黑峪道达开平为东道;朝官分曹之后行者,由桑乾岭、龙门山以往为西道,皆出居庸关口北始分,至牛群头驿乃合。”黑峪道即黑谷道。元朝诸帝每年往返于两都之间,大多是“东出西还”,即由东道辇路赴上都,经西道返回大都。据至正十二年扈从顺帝巡幸上都的周伯琦说,东道辇路设有十八处纳钵,西道辇路有二十四处纳钵(参见图1)。
          元代两都交通示意图
          (采自《元代大都上都研究》,第139页,并在原图基础上有所改动。)
          上文举出的至元二十九年、大德元年及二年书写于答兰不剌的三件公文,所署写毕日期均为三月,可知是在从大都赴上都途中颁布的,由此推断,答兰不剌理应是东道诸纳钵之一。前面已经指出,上述三件公文皆是在离大都后三至五日写成于答兰不剌的,从这一线索来看,答兰不剌的地理位置应在居庸关以北;再综合元代文献的相关记载做一判断,此纳钵最有可能位于缙山县境内。
          缙山是东道辇路的必经之途。缙山境内的纳钵又被称为“香水园”。天历中,胡庆云所撰龙庆州《天成观碑》云:
          车驾岁幸上都,咸赡敬之。西有香水园为花囿,即纳钵之所止也。当乙酉上巳,电绕斗枢之时,仁宗皇帝诞祥于此。朝廷嘉之,升其邑为龙庆州,真人之语验矣。及龙飞九五,驻跸于香水园也。
          吴澄《天宝宫碑》也曾提到“缙山香水园”。又据《高丽史》记载,从小生活在元朝宫廷的高丽忠宣王后来回忆说:“大德七年春,奸臣佞竖至行在香水园,谋为不利于孤。”按大德七年三月甲寅,车驾幸上都,是时忠宣王可能正扈从元成宗巡幸,此“行在香水园”当指缙山之纳钵。香水园之名亦见于《元史》,天历二年(1329)文宗北赴上都,五月庚辰,“次香水园”。关于香水园的具体地理位置,明人有明确记载。蒋一葵《长安客话》记隆庆州之沿革云:“以仁宗生于此,升为龙庆州。州治东有香水园故址,即其诞处。”嘉靖《隆庆志》亦称香水园“俗名东花园,在州城东北十二里,元仁宗诞处,其址尚存”。上文所引元人《天成观碑》称“西有香水园”,是因为天成观位于龙庆州东的缘故。
          缙山纳钵既有“香水园”之称,表明该地有丰富的泉水。周伯琦《扈从诗》有这样的描述:“车坊尚平地,近岭昼生寒。拔地数千丈,凌空十八盘。飞泉鸣乱石,危磴护重关。”上文指出,车坊即缙山东之纳钵名,此诗描写了车坊一带的“飞泉”景观。另外有记载表明,缙山境内还有所谓“百眼泉”者。元人的两首纪行诗都曾提到百眼泉,胡助《滦阳杂咏》云:“朝来雨过黑山云,百眼泉生水草新。”柳贯《同杨仲礼和袁集贤上都诗》云:“雪毳千家帐,冰瓢百眼泉。”但均未说明百眼泉的地理位置。好在明代方志对此有明确记载,嘉靖《隆庆志》云:“百眼泉,在州城南三里,相传百窍涌出,故名。今湮。”由于地理环境的变迁,百眼泉在明代已经湮没,但作为一个村落名称仍保留至今,今延庆县延庆镇有百眼泉村,该镇还有百泉路和百泉街,皆得名于元代之百眼泉。
          综上所述,元代缙山香水园是东道辇路的十八处纳钵之一,缙山城南又有百眼泉,盖皆以泉水丰富而得名。根据上述记载来判断,答兰不剌(七十泉)应该就是缙山香水园纳钵的蒙古语名称。
          四、“德兴府行宫”释疑
          笔者发现的与元朝两都巡幸制度相关的另一个疑点,是从未为前人所注意的“德兴府行宫”问题。
          《元史·选举志》云:“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兴府行宫,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又《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三年二月戊午条云:“江南诸路学田昔皆隶官,诏复给本学,以便教养。”此与《选举志》所记显然是同一件事,但时间更为明确。
          所谓“德兴府行宫”,蒙元文献中仅此一见。德兴府(治今河北涿鹿县)原系金代府名,元初因之,至元三年,“仍改为奉圣州,隶宣德府”。依此沿革情况来看,至元二十三年不当仍称德兴府。而更为明显的一个疑点,则来自颁发此诏的时间问题。德兴府(奉圣州)地处西道辇路(参见图1),世祖时期通常于每年二、三月自大都出发赴上都,故《选举志》所称是年二月“帝御德兴府行宫”,似指世祖巡幸上都途中驻跸于此。但《世祖纪》明确记载,至元二十三年三月丙子,“大驾幸上都”。据上引《世祖纪》,知江南学田诏颁于至元二十三年二月戊午,即二月二十一日,而是年三月丙子(十日)世祖才由大都启行。这么看来,此诏显然不可能颁降于两都巡幸途中,我们由此对所谓的“德兴府行宫”产生了怀疑。
          上面提到的江南学田诏见于多种元代政书,《元典章》卷31载此诏云: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中书省:奏过事内一件:“江南(立)学校呵,怎生先属学校底田地属官也?如今师父根底学文书的孩儿每根底种养着吃的田地,与他每呵,怎生?”么道有。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此诏亦见于《通制条格》卷17及《至正条格》卷27,但可惜都没有交待此次奏事的具体地点。幸运的是,《庙学典礼》卷2所载此诏为我们解决上述疑问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线索: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德仁府北里鄂诺勒噶察克台什里有时分,奏过事内一件:“江南立学呵,怎生先属学校的田地属官也?如今师父根底学文书的孩儿每根底种养着吃的田地,与他每呵,怎生?”么道有。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与上述三种元代政书所不同的是,《庙学典礼》详细记载了此次奏事的具体地点为“德仁府北里鄂诺勒噶察克台什里”。这里说的“德仁府”,应该就是《元史·选举志》所称“德兴府”,该书点校者王颋先生已经注意到,“《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相应条文作‘德兴府’”,但并没有进一步判断二者孰是孰非。
          《庙学典礼》最关键的“德仁府”一名为探索“德兴府”问题指明了方向。“德仁府”亦作“得仁府”,在元代文献中屡见不一见。就在发布江南学田诏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世祖还曾在德仁府颁降过另外一道圣旨: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也可怯薛第二日,就德仁府斡耳朵里有时分,秘监扎玛剌丁同阿儿浑撒里奏:“一个李校书小名的人,勾当里在意勤谨有,虽不满考呵,他的这名分根底添与名分呵,别个的每也在意也者。”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
          据《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三年正月丁酉(三十日),“畋于近郊”。而是年二月十一日和二十一日,世祖在德仁府先后颁降了两道诏旨。由此看来,德仁府可能就是此次“畋于近郊”的目的地。按照惯例,每年二月,元朝皇帝通常在漷州(今北京通州)柳林进行飞放,同时处理国家政事并披阅公文。
          有证据表明,德仁府与柳林同在一地,当在元漷州界内。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元代行政区域中,从来没有所谓的德仁府或得仁府。由此看来,“德(得)仁府”一名中的“府”,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行政区划概念。关于这个问题,从明清方志中可以找到进一步的线索。笔者发现,明清时期通州漷县(即元代漷州)界内有一称为“得仁务”或“德仁务”的地名。嘉靖《通州志略》卷首有一幅《漷县图》,其县治之南标注有“得仁务”。乾隆《通州志》卷1《封域·村庄》在漷县下列出的村名有:“得仁务,离州城五十六里。”此村名亦见于光绪《通州志》及光绪《顺天府志》,皆作“德仁务”。民国时期,又被分为前德仁务和后德仁务两个村落。直至今天,“德仁务”之名仍相沿不废。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明清时期漷县得仁务一带还保存有元代春猎遗址。据嘉靖《通州志略》所记漷县古迹,其中有“晾鹰台,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前代游猎驻跸行殿遗址尚存”。又《读史方舆纪要》在漷县下有记载曰:“得仁务,县南二十五里。……晾鹰台,在县西南二十五里。高数丈,周一顷,元时游猎多驻于此。”晾鹰台在清代被列入“漷县八景”之一,其遗址至今尚存。据《北京市通县地名志》所提供的信息,称德仁务位于通州镇东南28公里,村西北有一土丘,高25.6米,即晾鹰台遗址。所谓晾鹰台即元代呼鹰台,据《元史·武宗纪》,至大元年(1308)七月壬戌,“筑呼鹰台于漷州泽中,发军千五百人助其役”。呼鹰台是元代春猎的重要场所,由此看来,柳林飞放就正是在今天的德仁务一带。
          根据上述情况来判断,元代的“德(得)仁府”与明清以后的“德(得)仁务”显然应该是指同一个地方。那么,该地名为何会出现“府”与“务”的歧异呢?值得注意的是,金元时期,燕京地区有不少村名以“务”字煞尾,如大德八年《新修白云观碑铭》中见有“太后务”、“八作务”、“太师务”、“太子务”等村名。又《金史·食货志》及《胥持国传》亦有“太子务”,据清人刘锡信《潞城考古录》考证,此即通州东南四十里之太子府,并进一步解释说:“‘务’与‘府’音相近,每多互讹。如州志‘牛家务’,土人呼曰‘牛家府’;州志及《燕山丛录》载漷县有‘得仁务’,《钱塘遗事》作‘德仁府’。”刘锡信为乾隆三十年(1765)举人,本籍通州,他指出上述乡土地名中存在“务”、“府”互讹的现象,对于探讨这个问题很有启发意义。
          关于燕京地区地名中“府”与“务”的歧异,现代语言学家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如下解释:
          北京郊区还有一些村名,末尾挂个“务”字,如通县的“于家务”。这些村名念白了,管“务”叫“府”。原来,“务”和“无”等字一样,唐宋时代念ɱ声母(唇齿鼻音),到了元代,ɱ变为V。V是浊声母,唇齿擦音。现在上海话管“务”、“无”等字仍念Vu音。V在北方话里不久就变为W(零声母)了,“务”、“无”就念为Wu音。但是,地名字“务”的读音有较大的稳定性,它不变为W,而是由V变为清声母f(唇齿擦音),即语音上所谓浊母清化。地名字“务”读为fu音,人们就用“府”去撰写。“府”在这里没有意义,只是记录语音的符号,“务”才是有意义的。
          这里指出的北方方言中作为地名使用的“务”字所存在的特殊音读,在今天的华北地区仍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如河北香河县有“梁务”、“店子务”,廊坊市有“裴务”、“北史家务”,固安县有“石家务”、“岳家务”,涿州市有“南石家务”等村镇,这些地名中的“务”字皆读作fu。2013年8月,笔者在对北京通州德仁务前街村一村干部的访谈中得知,“德仁务”一名中的“务”字,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仍被当地人读作fu,后来由于普通话的逐渐推广才改念为wu。如此看来,元代文献中的“德(得)仁府”,其实记录的就是“德(得)仁务”的方言读音,后者才是它的本名。宋元时代,管理贸易及税收的机关被称为“务”,《文献通考》记宋代关市税制,谓“凡州县皆置务”。漷州是元代漕运的重要枢纽,德仁务之名大概即与此有关。
          综上所述,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的江南学田诏,是世祖在柳林春猎期间颁布的,其具体地点当在漷州德仁府(务)斡耳朵。《元史·选举志》的史源出自《经世大典》,但由于明初史臣对于蒙元一朝游猎生活的隔膜,不知“德仁府”所指,以为乃“德兴府”之误,遂妄下雌黄,由此横生出一个莫须有的“德兴府行宫”。
          *承党宝海教授及两位外审专家提出诸多修改意见,谨致谢忱。沉潜于学术是最好的纪念,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恩师刘浦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