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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赌博技巧 | 孤臣碧血遗民泪——读《侯岐曾日记》之一

          发布时间:2017年12月16日 12:00 来源:3315微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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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绚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明朝亡国,分两个阶段,性质也略有不同。北都之亡,亡于李自成农民军之手;南都之亡,亡于清兵之手。清人入主中原,一开始在北方并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故而一路挥师南下,势如破竹,但在江东南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抗拒。不过抵抗者没有统一领导,且缺乏必要的训练,面对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的武装入侵者,虽然英勇抗击,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民众的抵抗招来了征服者残酷的报复,对抵抗最激烈的扬州、江阴、嘉定等城市,攻克之后都下令屠城。这在历史亲历者的心中,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即使在清初文禁森严的背景下,也有不少文字流传了下来,比如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韩菼的《江阴城守纪》、许重熙的《江阴城守后纪》、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纪略》和无名氏的《研堂见闻杂录》、《吴城日记》等,为后人了解这一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嘉定的正式抵抗是顺治二年(乙酉,公元1645年)七月初四日结束的。城破以后,守城的主要领导人前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侯峒曾和进士黄淳耀均以身殉,从死者甚众,其中就有侯峒曾的两个儿子侯玄演、侯玄洁和黄淳耀的弟弟黄渊耀。这次守城的前后经过,《嘉定屠城纪略》记载甚详,而相关的正史对这些战事往往一笔带过,只记了一些主要人物的名字。
          历来史家只重视对重大事件的著录和重要人物的介绍,平凡的生命在多数人笔下都被压缩成了数字,更多的时候甚至都进不了统计数字中。所以,当事人的个人记述对于补充历史的细节,还原历史现场,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就显得弥足珍贵。在这个意义上,侯峒曾胞弟的《侯岐曾日记》,可以说接续了《嘉定屠城纪略》的书写,而其现场的真实感和内容的丰富性要远远高于后者。它从私人的立场,以一个家族的遭遇,向我们展示了易代之际江南社会的变化和遗民的复杂心态,以及新政权建立之初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的随意性,和对下级官吏约束的失控。后两点,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剧了遗民对新政权的疏离。
          侯岐曾
          嘉定县在明代属南直隶苏州府管辖。侯氏祖上本姓杨,宋代自燕北(战国时属上谷郡)南迁,世居嘉定诸翟。其远祖道升因表兄侯守常无子,且年岁倍长,被抚为嗣。上谷侯氏之名,缘此而来。道升累传至尧封,于隆庆五年成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迁福建参政。其族遂显。尧封孙震旸,万历三十八年成进士,官吏科给事中,有直声。震旸育有三子:峒曾、岷曾、岐曾。其中峒曾、岷曾为孪生,兄弟三人少负才名,时有“江南三凤”之誉。但岷曾不寿,二十一岁未婚而亡。峒曾于天启五年成进士,初授南京兵部主事,后出为江西提学参议,累迁嘉湖道左参政。弘光时,召为通政司左通政,未赴。岐曾则蹭蹬场屋二十年,仅得为国子监生。峒曾、岐曾各有三子,峒曾子玄演(字几道)、玄洁(字云俱)、玄瀞(字智含),岐曾子玄汸(字记原)、玄洵(字文中)、玄泓(字研德),皆夙承家学,世有“上谷六龙”之目。
          顺治二年七月,嘉定守城战打响以后,侯峒曾率二子入城负责防务,岐曾则奉母及家人乡居避兵。城破以后,他曾带着家人至松江府避难月馀。据侯玄汸《月蝉笔露》说:“乙酉之变,奔云间逾月而返。”事定以后,家人次第返回,分寄于诸翟各庄。侯岐曾亦从此隐身乡间,断绝寻常往来。经过数月的舐血疗伤,从顺治三年正月初一开始,他以日记的形式不间断地记录下了自己每天的经历。对于写日记的初衷,他在《自序》中有明确交代:“乙酉以前,予止有出书稿,诗文、杂撰,附入其中。乙酉以后,家遭覆荡,身陷□□。其间岁时阅历,都非耳目恒遘,为宜札记,以备后人稽考。且前此世务倥偬,日不暇给,今则坐卧斗室,翻幸流光多暇,犹得与笔墨作侣也。日纪断自丙戌始,称‘丙戌’者,亦犹义熙以后,止纪甲子云耳。……执笔为新天子纪年,敬俟南都克复之后。”义熙为东晋安帝司马德隆年号。义熙以后,刘裕篡位,陶渊明誓不与其合作,其诗文纪年止书甲子,不用年号。侯岐曾借此明志,以遗民自誓。《日记》起自丙戌正月,终于丁亥(顺治四年,公元1646年)五月初十。次日他因藏匿陈子龙连染被逮,十四日被杀于松江。
          这部《日记》除记录自己的日常起居、家人的应酬往来,以及与官府的交涉、密友的私会外,还保留了许多书信的底稿,使我们对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惊魂初定的侯岐曾,自觉地承担起了奉母抚孤的责任。正月二十八日是他的生日,这天他在《日记》中感慨:“痛念予同母六人,庶妹一人,昨岁犹存其三。忽遭邑难,吾兄吾妹同日沉渊,今孑然惟吾在耳。于吾君则为残黎,于吾亲则为遗种,敢不勉留仰事俯育之身,冀睹少康、光武之事。”侯震旸有女四人,分别嫁给了丁汝翰、须世征、张肇楫、金德开。明朝覆亡前,只有最小的女儿金氏尚在世,嘉定城破之前,她回到城里侯氏府中,后与长兄一同投水自尽。在二月二十二日给表弟杨廷枢的信中,侯岐曾向其表白心迹:“奉母母在,保孤孤全,此或忍死之身可为吾弟告者。”给王国瑞(字子彦,太仓人)信中亦云:“伍大夫流离脱祸,孔文举亦不轻徇兄。彼其苟全,良自有为。”四月初三给亲家顾咸正(字端木,号弦斋)的信中则直言:“至弟生趣已尽,止为侍母全孤,留此残生。”
          侯岐曾深知,这个家庭再也承受不起意外的打击了,所以行事格外小心。日常生活中,他几乎谢绝了一切应酬。正月二十七日老友苏渊(字眉声)来访,他“概谢剥啄,直辞去”。二十八日徐时勉(字克勤)、陆敏行(字逊修)相访,亦“并名柬却返”。二月初七,徐时勉、张鸿磐(字子石)再访,“再辞之”。直到十一日,才因母亲“传谕勿蹈不恭”,而给诸人回信致谢。正月十七日,他还给在城中与官府斡旋的仆人朱国俊写信,告诉他:“要说我真病真危,即日呜呼哀哉。此语务使官府闻之。吃紧!吃紧!吃紧!”三月十六日给朱大经(字经甫)的信中说他居处“荒江斗室,即家人不使知之”。这基本是实情。次日给长子侯玄汸的信中又提醒:“国俊谓吾家出入,须防耳目。”十九日给许自俊(字子位)的信中也说:“弟往来无定所,所至阖户养疴,家人都不使知。”为了避免朋友误会,三月二十五日,他不得不令长子侯玄汸“遍觅克勤、子石、佑公(陆其贤),为言我必不能破揖客之戒”。关于这样做的原因,他在二月二十二日给杨廷枢的信中解释说:“吾家祸重如山,时时恐蹈危机。处境微异,敛迹略同,总非‘乱离’两字足以概之。”
          本年六月二十六日,峒曾夫人李氏突然病故,城中亲旧欲相约赴吊,他也一概辞谢,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诛求日甚,藏迹恐不深,吊唁相及,颇关耳目”(七月十三日日记)。七月十三日给沈皇玉(字玉汝)的信中,他形容自己是“以惊弦之鸟,迹类处堂之燕”。十月初三,在给张采的信中,更明确地说:“当此之时,一二懿亲契友,惟以废绝往来为真往来,此乙酉七月四日以后自盟然也。比来尚有以太平物色施及寒庐者,弟几欲挥刀相向,宁可做一场人命耳。至今年六月,复遭先嫂恭人之变,弟保孤之责愈重矣,而诛求之累亦愈惨。”
          为了隐迹,也为了保密,从顺治元年秋开始,个别至交之间暗通往来,除了严防耳目外,还普遍采取改易姓名的办法。顺治三年正月十三日记云:“端哥原名完淳,今易名炤。先是瑗公依予虬江陈房,已改姓黄,名志华。时唯恐声迹少露,朝夕密通往来,止裁竹纸一小幅,缄题必呼‘黄老’。予则久号‘半生道人’矣。遭变来,道义至交远近略尽。其仅存者,俱改易姓名,如张采为山衣道人,姚宗典为虞文身,杨廷枢为庄复。”二月初一,他又“更姓易,名之。‘杨’为本姓,今从旁;‘之’连上读,义取屡迁。易□而□,又有厚望焉。侄云:‘易从日月,更是光复之兆。’”顺治四年四月二十六日,陈子龙逃亡至嘉定,在设法安置保护的同时,为了联络时保密,二十七日起呼其为“车公”(因其号“轶符”),负责接待的仆人侯驯则呼为“川马”。五月初二日给陈子龙信的末尾则嘱其“有报章约尔后相通,姓从妫,名从瓠,字大樽”。除了这些有具体说明的外,在实际书信往来中,还有一些称呼,也仅限于在小范围内使用。如姚宗典又称虞废文,书信中多次提到的“废老”即是此人,杨廷枢又称中道人等。

          侯岐曾以仰事俯育为己任,想以戴发之身隐迹乡间。但其家为本邑望族,声名久著于外,且胞兄因殉城又为敌于新朝,所以清政权在地方的行政机构建立起来后,他们毫不意外地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他撑住其间,勉力应对,身心俱疲。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官方对侯峒曾守城案的处理。前朝忠臣,即新朝的罪人。籍没家产和追缴租税,是他不得不全力应对的问题,这关系着全家数十口人未来的生计。顺治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他给申绍芳(字维烈,号青门)写信说:“自冬春之交,叠奉抚院籍没两檄。”同日给杨廷枢的信中又说:“始而李督追租,既而土抚籍产,日异月新,朝更夕改。乃今皮穿骨尽,翻似习为固然。”
          此时清政权正在江南和两湖用兵,前线供应非常紧张。顺治二年冬天,湖南前线曾出现过军队“数月无饷,枵腹难堪”(《江南总督内院大学士洪承畴题本》,《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38页)的情况。作为总督江南军务的洪承畴,身兼招抚地方和督理粮饷之责,却对湖南的危急无力相助。他在给朝廷的题本中写道:“江南新经归附,各府俱驻有提督总兵,官兵日支本折钱粮,所费甚多。江宁又有满汉大兵,所用折色银两与粮料草束,无不催派于各府,臣等昼夜催办,心力竭尽,势不能再有馀饷可以分应楚中。”从这份题本反映的情况看,为部队筹措粮饷,乃当时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而大乱之后,地方残破,民生凋敝,征粮的主要对象,自然要选世家大族,以负固抗命开罪于新朝的侯氏,更无幸免的理由。
          清政府入关之初,在北方进兵比较顺利,以致对江南的形势明显估计不足,在政策制定上表现出了较大的随意性(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对此有详细的讨论)。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攻占南京以后,由于对局势过于乐观,急切地推行剃发令,激起了江南民众的强烈反抗,经过多次血腥的屠戮,才控制住了局面。另外,对于新收复的地区,如何处理参与过抵抗的人,朝廷似乎并没有制定出统一的政策,颁布明确的法令——笔者为此查阅了相关文献,也请教过一些清史专家,都没有发现相关的政策文本。这无疑给基层政府处理此类问题提供了较大的伸缩空间,同时也给各层官吏借机敲诈大开了方便之门。
          这种政策上的模糊性,侯岐曾当然也知道,他的应对之策是分别行贿督抚和县令,同时打点一些重要的胥吏,希望借助他们之手把处罚尽量减轻。顺治三年正月十一日给朱子功的信中说:“抚檄不过求益耳,何须复弄此机关耶!邑主处已有所进,即蒙批付诸房,许再申请。食言不肥,或者免夫。然必得贤昆与上边讲定,庶下边便于举事。切祷!切祷!”时任江宁巡抚的是土国宝,山西大同人,原为明朝总兵,顺治元年降清后以原官录用,随军渡江,平定了江南苏州、松江等地,被破格升用为江宁巡抚。此人行伍出身,生性残暴贪酷。顺治八年因“贪酷病民”被议处,畏罪自尽。任吴淞总兵的李成栋本为李自成部将,后随高杰降明,又降清。随清军平定江南,颇多战功。但生性残忍,江阴屠城、嘉定屠城皆其所为。后因不满清廷封授,降南明永历政权,兵败而死。任嘉定县令的杨之赋为湖北应山县人,明朝贡生,从《日记》记述的情况看,此人亦极其猥琐贪婪。这封信的收信人朱子功,是侯岐曾比较信赖的中间人,其兄与巡抚衙门一冯姓胥吏关系比较密切。从信的内容看,侯岐曾最初判定巡抚所下的籍没之檄,其实是向他进一步索贿的信号,同时他也通知朱子功,对县令杨之赋已做了打点,故希望通过其兄进一步做好巡抚的工作,希望能够上下联手,免除籍没。但是他这次显然打错了算盘,也看错了对象。他的行贿,最终被证明无异于肉包子打狗,非但未达到目的,反而吊起了对方贪婪的胃口,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麻烦。此后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几乎每日都在设法筹钱,上下打点,最终并没有免于籍没的厄运。
          从前后文字看,在《日记》开始记录前,他们的行贿其实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对象当然并不只是巡抚和县令,还有吴淞总兵李成栋。正月十四日记云:“朱俊携文侯(侯鼎旸,侯孔鹤子)书至,知督府恶缘未了,吾母为之烦乱。”于是次日他不得不“促侄速至,商都督处善后事宜”。十六日即遣老仆管科和朱俊前往吴淞。同日给许自俊(字子位)去信,商及斥产(卖地)之事,并表达了对未来的担忧:“督府一案,触之多变,引之愈长。芮(蚋)蜂有毒,何况虎豺,将来恐不止于劫财而已。”
          不断的打点很快使资金出现了紧迫。从正月二十三日即不得不遣家人朱国俊向太仓告急,并于二十六日借得王国瑞(字子彦,王世贞弟世懋孙)三百两银子,二十八日即交付老仆管科拿去“献赇”。二十六日,他第一次卖掉了十七亩田地(《日记》云,此“当为斥产始事”),此后《日记》中就不断有关于“斥产”的记载。在五月二十三日给内侄张懿实(字德符)的信中,他说“迩日寒家八口幸而苟存,只为此时尚有产可斥耳,然亦难言之”。除了籍没和追租两项未定的支出外,新的征讨名目一直在不断增加。二月初三,“管科说军属诬告各家占荡,又添一费。又催输粮甚紧”。类似的征索后面还不断出现,难以一一列举。
          主动的行贿姑且不论,还有来自各方的敲诈和需索,完全是赤裸裸的。前云县令处贿赂已进,但其实并未能满其意,故于二月初二提出必欲“取盈”(要凑足整数)。同邑沈宏之(字茂之),崇祯末曾为冯铨幕宾,入清后入土国宝幕,此时亦借籍没为由,公然索贿,通过身边人传语:“不敢奢望,只以一年租事相酬足矣。”(三月初七)侯岐曾闻讯叹道:“租事,谓每亩五钱也。纵使幸而获济,立斥产应之,千金装亦难卒办,况必不济乎?然而事势至此,难于坐待。”经过一番商议,侯氏许以500两之数,且以“杯铛数件”、侯“母钗环四事”为礼相报(初八日)。次日“知沈处立议,半千之外,又须益贰”,明确要700两。三月十八日,沈曾许诺将“缓颊于涿州、虞山两相公”,其中“涿州”指时任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冯铨,“虞山”指时任礼部右侍郎的钱谦益。这种口头的承诺虽然并没有兑现,但对那700两之数沈宏之始终没有忘记。五月三十日,他派女婿上门索要这笔费用,使侯岐曾连叹“异哉!异哉!”并采取了半推半就的态度,“推者,彼实无勋;就者,防其肆蛰。”关于取租一事,李成栋原牌所批为“征七免三”。但五月初三,巡抚土国宝忽发新檄,要“追索全租”。三十日,“李督到县,飞票责取全租”,经承书吏只好以原牌所批据实相告,提督一时无话可说。但第二天,老仆管科即拿着提督的三张飞票,来说“张胥迫我行贿于督府”。
          尽管侯氏费尽周折,籍没却仍然不能幸免。二月初四,有巡抚胥吏传语:“田房变价,近已奉旨,不便下边挽回矣。”闻讯后他给侄子侯玄瀞写信说:“到底不脱籍没,从前心力尽付东流,不待言矣。”次日给三子玄泓又说:“籍没究竟不免,……黏天波浪,未知所底。回思瑗公(夏允彝)一步紧一步之语,可为寒心。兴作明知太早,今又不能议辍,奈何?奈何?”前期的努力不但没有奏效,既虚掷金钱无算,又让各级衙门看透了他们急于免祸的惶遽心理,从而使自己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越陷越深。在给申绍芳的信中,他说:“中外关合,难可挽回,想主者未便明言耳。”
          籍没之信是二月初十正式传来的。按照官府的说法,要先报田产,再报房产。当日“主者恐喝之言,无所不至。赇已献而未收,其意可知”。三月初七,官府勘田结束,初报应征田价为3100两。初十,典史闵有义带人勘房,十四日批出应收房价为3600两。次日侯岐曾给女婿顾天逵信中忍不住感叹道:“寒家祸患日深一日,从此遂有饥寒之虑。”为了给全家未来留点生路,他不得不采取措施,通过与闵有义周旋,设法瞒报和藏匿一些田产和房屋。二十二日《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当时情形:“张玄至,说汪房暗报事。付与朱子功一札,谢其兄弟之勤劬,兼嘱周旋于闵尉。”同时,也试着讨价还价:“宅既不得自主,装修尚可容载出否?”
          巨额的罚没之数,让侯岐曾感到身入涸泽,愁苦难言,在给王国瑞的信中说:“自籍令一下,惟与藐孤痛哭相对,从此枯鱼之肆矣!”进退维谷之际,他只能一条路走到底,一面继续分头打点,一面托人说情,试图通过做官府的工作,使籍没之事有所转寰。前面提到的沈宏之索贿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侯岐曾的努力不能说没有发挥作用,但也只是把结案的时间推迟了,中间使费的增加则是他所没有料想到的。
          第一次可能的转机出现在顺治三年二月中旬,这次出手相助的是侯玄演的岳丈姚宗典。姚宗典与时任嘉定知县杨之赋熟识。他于十四日至龙江,十六日入城,十七日傍晚县令即接受了侯氏的贿金,十八日他又与县令酬酢一番,二十日再裁书县令(宜有进一步嘱托),二十二日“邑宰回函已发”,二十三日即起行还家,临行前被侯岐曾“再嘱留邑主一函”。姚宗典的斡旋固然不可能改变籍没侯产的决定,但至少使索贿必欲“取盈”的县令,暂时放缓了对侯家的压迫。侯岐曾二十五日给玄瀞的信中说,姚宗典这次来的效果:“其最易见者,收告示寝关说两件。”给杨廷枢的信中,他也满怀感激地说:“若非虞兄只手护持,其能续二十口如丝之命乎?”
          第二次转机出现在四月初。三月初八,在给抚院和沈宏之分别进贡的同时,侯岐曾递了一份陈情的呈稿,后改为士民公呈。到四月初二,接朱茂昭来信云公呈已批发。初四,“管科传土抚批呈,遂有‘免变’二字”。至此,江宁巡抚衙门关于取租、籍没之令,似已被一并收回。十九日在给杨廷枢的信中,他说:“孱孱藐诸,一丝九鼎,幸而得全于籍令(籍没令),兼得全于髡令(剃发令)。”五月二十五日信中又说:“亩租籍没二令并下,支吾数月,幸得二令俱收。”接到巡抚的批呈,为防督府衙门从中作梗,四月十二日他亲自拜访了许自俊,“为防吴淞后患,再致丁宁”。另外,为了事态尽快平息,还得抓紧讨得县里的回文。十四日,诸友人为替侯家说情,“拉庠友谒杨令,几及百辈”。然而好景不长,四月二十七日嘉定城中发生叛乱,不久杨之赋离任。在离开前,他没有放过侯家。五月十九日,通过张姓胥役传话:“侯家事,包它申文干净,但须助我行赀。”侯岐曾经与母相商,“恐它日起炉做灶,转贻后悔”,便“再检斥产银半佰”,授管科送交。但二十一日清晨,“管科叩门,道昨所囊金,大不满乞儿之意。对胥役云:‘这送你们都不够。’又亲对管科云:‘你家事大,若付掌印手,最少千金。今吾已荡尽,前日汝家送我的,俱化为乌有了。此时随分金犀等器物,皆可助我用。难道我要与你家完局,你家反不理会?只索抛去便了。’”没有办法,侯岐曾只得与长子各竭所有,并将寡媳夏淑吉给其孤子侯檠所存的婚礼聘金一并充用。二十三日午后,朱国俊“自城奔至,道乞儿无厌已极,贿已收而复加,其声尚尔嗃嗃”。二十四日,县中申文终于批出,但因知县欲壑未满,批的是“照详”(按申文详细查勘),而非“照验”(按申文简单验证),还是留了点尾巴。至此,数月努力似乎没有白费,他也终于好像能松口气了。
          无奈事不遂愿,仅仅过了几天,到六月初九,朱茂昭从苏州赶回,即通知说“批详有异”。紧接着,便接到县中的传票,“产、租两案,俱十分严切,又绝不顾前批‘免变’二字矣”,这令侯岐曾异常惊骇。此后督府即严加追逼,威胁再迟交付,即要捉拿家属。形势急迫,为解燃眉,他只能设法求其缓催。经过多方吁求,到十九日,管科从城中回来,“说督府暂尔支吾,许宽限一月,然又费多金矣”。接着催租令下,差人上门,初定双日一比,后改二、八日一比,就连衙门吏胥也劝他们不要再试图吁免,省得浪费金钱。其时“取租未已,粮务又急”(七月初二),“租、粮二者,署官皆亲比严拿,万分无姑缓理”。所以,他决定与孤侄“倒橐完全租,斩此一结”。此时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在租额中抵扣粮银,尽量减轻负担,但也未能如愿。二十七日,管科来说“署令钱粮一日一比,本家尚悬二佰,责偿须臾,几于手足无措矣”。这期间,除了追逼钱粮外,“诛求之令不一而足,如察附郭地,察军荡田,有专官坐邑”督促,另外还有散甲费和摊派的人参费(此容后叙)。八月初七,仆人朱国俊抆泪手禀,凡“新旧粮、散甲、附郭诸要节,数日内必得数百金,而籍没之费不与焉”。明代规定凡秀才以上的乡官士绅均不纳粮当差(根据级别减免的额度不同)。顺治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为了抑制故明绅矜,朝廷下令将前代乡官监生等名色,全部革除。“一应地丁钱粮,杂泛差役,与民一体均当。朦胧冒免者治以重罪”。《日记》中提到的粮务和承差之事,应即发生在这种背景下。
          夏氏父子像(《邦彦画像》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八月初八日,夏完淳决定出手相助,代其向李雯(字舒章)求情,飞笔写下了那篇情文并茂的《与李舒章求宽侯氏书》。李雯为松江府华亭县人,早岁入几社,与陈子龙等为至交,入清后任弘文院中书舍人,此时还乡葬父,正在华亭。夏完淳信中说清廷“其于死国,并许承家。一见金台之令,再有石城之移。岂意桀犬必诛,殷顽不赦。……乃执事者称奉密旨”。又说侯氏“两奉移文,俱遵免变。朝三暮四,昨是今非。昔何为而蠲末,今何道而苛严”,地方政府“胥吏之徒贿赂为政,朱提充囊”。以上都是有实指的。李雯接信后不仅“发书流涕,许必援手”,而且三天后即派其弟李霙和蔡谦(字服万)来到嘉定,看望了侯岐曾一家。这对侯氏一家多少算是个安慰。由于李雯的关说,十九日“知媚灶得力”,租事“已停征矣”。
          但侯岐曾知道,凭着已有的经验,停征并不等于免征。所以这期间,他还曾试图求助于钱谦益。钱谦益于本年六月以疾乞假,朝廷准其驰驿回籍(常熟)。他与江宁巡抚土国宝有一定交往(《牧斋集外诗》中,有《赠土开府诞日》三首,即为给土国宝祝寿作)。十一月十一日,与钱谦益关系密切的张鸿磐(字子石)从苏州回信,说钱谦益虽然“到处用情,但一呈不便手致。然其微意,亦谓守城殉节者籍,乃彼中划一之法。此呈虽进,未必肯批行耳”。
          这期间,县中情形稍有变化。县令杨之赋去职,继任者唐瑾为河南光州人,顺治三年进士。《光绪嘉定县志》后来将其列入“名宦”,并云其到任后抚循流亡,“遇士大夫有礼”,有善政。这在《日记》中也有一定的反映。他对前朝忠臣表示出了尊重的态度,让侯岐曾紧张的心情有了一定的纾解。当然,这里边也有钱谦益说情的作用(十月十七日日记云:“管科自城来,说衙门人述虞山与署印方相接时,致嘱侯、黄甚力。”)。十一月初八,新任县令发出告示,提出要“防忠裔之鱼肉”,其中还有称侯岐曾为“宦族名士”等语,使其深感“牧之功于我大焉”。十一日,县令送来了优恤告示和个人名帖,并约与侯玄瀞相见。侯岐曾立即求诸相知代为陈谢。
          钱谦益
          但是这一切,并未能使征索的步子放缓。其实可以想见,一个知县对此类事并无最终决定权,而且他似乎也有难言之隐。十九日,抚院变产取租牌忽至。二十日,县中出票要取三年租。友人陈周俶(字义扶)决定遍约诸孝廉公觐,集体为其说情。二十六日,“公觐已毕,当事颇不走做”,虽有口头许诺,但对家属揭帖并未批发。二十九日“又出签催报租额”。这其实已显出了唐瑾在此事上的左右为难。但处于煎迫中的侯岐曾,对此并不理会,他对唐瑾的评价是“其词虽极婉转,而手段亦辣”。更令人不解的是,官府的态度总是前后矛盾,反复变化。比如,十二月初八,张懿实为侯家事专程跑到苏州,索回了免租牌。但是当日即听说县令亦从苏州回县,“惟闻催科严切而已”。才过了三天,到十二日,抚院的追租牌复至。夏完淳所抨击的“朝三暮四,昨是今非”的政策态度,至此丝毫没有改变。
          迁延至顺治四年正月,局势总算明确了,也证明从前的努力已尽付流水。二十五日,虽然已花费不赀,但苦苦等来的刑部咨文,不但要没收田房,还要“并查家伙”。三月初六,侯岐曾致书张懿实说:“昨见府票及县单,大骇。今晨见抚牌,益骇。觑破机关,只是一条门路,亦似不难相应。但今征币币穷,求金金尽,寒心销骨,乃在于此。”四月二十四日,他听说籍没之事,巡抚已经批回,但每亩地又横加一两银子,心下感叹道:“此四十两者,设令旦晚取盈,吾知削雪成银,必有异人授以异术矣。空手攒眉,亦有何补。独前此无限膏脂,断送鼠穴,曾不收分寸功,不由不裂眦填膺耳。”次日,侄玄瀞入城对付籍没之事,侯岐曾回顾一年多来的种种经历,感到“步步伤心”,不觉伏枕泪下。到五月初十,陈子龙被捕当日,侯岐曾长子玄汸还往城中,准备以籍没之数向县中报告。闻讯后才携玄瀞迅速外逃。

          前面谈到,侯岐曾因身肩重任,于覆巢之下勉力支撑,故凡举事皆极为谨慎。他出身于以忠孝传家的仕宦之族,且身负国仇家难,在顺治元年七月初四以后忍辱负痛,一直期待着明朝光复的消息。这从他日记《自序》最后“执笔为新天子纪年,敬俟南都光复之后”,和更名“易之”时侄子所谓“‘易’从日月,更是光复之兆”等语,可以看得很清楚。五月十六日,当他听说夏完淳居无定所,即与夏淑吉商议,邀其来同居槎头,并致书云:“然披览新诗,句句光明洞彻,此宫音也,岂谓于变徵得之,定为公子复国之兆。”所以《日记》中凡有南明军队获胜和地方武装举事的消息,他都十分称快,但凡这类事件遇挫,则分外沮丧失望。
          顺治三年二月初二,当他听说“南都有未剃发者数十人,密图内应,事露伏诛,遂有义兵四五千人围城,今已被敌歼尽”,不由得感叹:“可为痛哭者此也。”他虽然屏迹乡间,断绝一般应酬,但在与一二至交密通消息时,却不断打听所谓的“上流消息”。二月二十一日给杨廷枢的信中,就交代他“有远信,请以密传为期”。所谓“远信”,其实就是来自南明鲁王和唐王政权的信息。四月初二,他给刚从明朝延安推官任上辗转回乡的亲家顾咸正(字端木,号弦斋)去信说:“兹特先驰一介叩首,百凡情话,都未暇及,惟欲一询西北情形。齐豫秦晋间,何处有反正之机?或口授大鸿,详悉见报,尤妙也。”大鸿为顾咸正长子,名天逵,娶侯岐曾次女。
          然而征服者毫无人性的残酷杀戮,也让他不能不格外小心。所以他于二月二十二日去信提醒杨廷枢说:“吾弟名告于斗,处处宜防物色。吾家祸重如山,时时恐蹈危机。”又说:“《泣血录》一帙在虞兄处,乞留意。此等语不敢浪传笔墨,一见即毁之。”二月二十一日,昆山丘民瞻跟他索要嘉定死难者名单,他写完即感叹:“然此等笔墨,此时实未便流传也。”并于回信中一再叮嘱:“承问,略具一纸,以俟史笔发挥,元稿仍望掷还。……况此何时?可浪传此等笔墨乎?”四月十九日,再给杨廷枢去信说:“寒暄都废,只欲讨大事消息。前札所言甚略,殊令愦愦。兹下里所闻,孤侄已有详报,不赘陈。草野所祝,惟勿以生机转滋杀运,而未敢为末劫生灵信也。”这里的“大事消息”,不言自明。但他也确实害怕为求“生机”(光复)而带来“杀运”。
          可以看出,侯岐曾对明朝的光复始终怀着强烈的期待心理,但又并不敢采取实际的行动。顺治三年以后,侯氏与抵抗力量仅有的一次联系,就是玄瀞曾上表鲁王,为父陈情。在此事件中,侯岐曾最多只是个(Zan)助者,并未挂名。他唯付诸实践的,是在通海案发后,陈子龙亡命的过程中,不顾个人安危,冒死相助,并最终招致杀身之祸。但其性质与联络海上和举兵起义完全不同。
          侯岐曾埋身乡间,戒断往来以后,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主要是昆山和吴县。一是这两地与嘉定相邻,距离较近。二是侯氏的亲戚主要在这一带,如妹夫丁汝翰、表弟杨廷枢、亲家顾咸正、女婿顾天逵和玄演的岳丈姚宗典等,其中杨廷枢与南明鲁王政权暗中有联系,侯玄瀞上疏陈情走的就是这个通道。
          侯玄瀞上表之事,初见于顺治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侯岐曾给他的信中:“所寄疏稿情文相生,波委云属,无可商量处。并《些词》、尺牍二稿,皆吾销愁物也。此疏授文初,转致维斗,嘱以百分慎密,想无他虑。”前面讲过,姚宗典为祭吊殉城的峒曾父子,和替侯氏向县令杨之赋求情,二月十四来到嘉定。他的到来,似乎带来了一些有关海上政权的信息,侯玄瀞奏疏当由此引起。在他二十三日离开嘉定前,侯岐曾分别给杨廷枢、丘民瞻(字天民)、申绍芳(字维烈,号清门)、王国瑞(字子彦)、顾天逵各写了一封信,述及自己的境况。在给杨廷枢的信中,他曾问道:“遗孤宜具陈情一疏否?”由此看来,侯玄瀞的陈情疏应是在姚宗典走后写成的。从《日记》以后的记述看,侯岐曾对此事非常谨慎,一直下不了决心往外送。甚至在给侄子的这封信末,还下意识地叮嘱:“吾侄紧闭双扉,勿露声影可矣。”
          三月二十七日,顾天逵来信,“为言龙种面授语,闽浙似合似分”,随信还附了隆武皇帝给顾咸正的授爵诏书。五月二十八日,复“得端木札,及陈情一段,亟付侄商之”。当日即给玄瀞札云:“吴门诸札尚阁吾几,适陶蝉(按,为顾氏仆)至,得端老一函,为斗老(按,杨廷枢)寄语云,特送看。疏稿应即寄否,惟自酌行,因吾于此每极详重故也。”从其意分析,顾咸正和杨廷枢皆有意劝玄瀞上疏陈情,为父请恤。次日,侯岐曾分别致书顾咸正和杨廷枢,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给顾咸正书云:“弟以为今日传某忠臣予恤,明日传某名士拜官,此至危至危之事,将来无数杀机尽在此中。以故陈情一疏,弟每凛凛持之。至如家兄之事,所云日光月华、雷轰电烈,非待口说而后彰,亦不争迟速于旦晚也。鄙夫所见,向来如此,然正未敢执臆断以误当机。况亲翁所云无误,是真实无误者,以故遗孤斗胆相托,直欲一介专驰中道人许。”给杨廷枢书亦云:“正怅恨间,忽端老传拜爵之音,又转示陈情之便,如久病乍苏,为之慰快。然区区所见,每谓吾辈处龙潭虎窟中,凡极幸处,皆极危处,以故并遗孤一疏,凛凛持之。今事机又万不可待,特托端老觅急足驰上。百凡委曲,尽在遗孤寸楮中。仆不缕缕,惟望筹其万无一失而已。”
          六月十七日,顾咸正来信,“累累数千言,大都策中兴之必可期”,针对侯岐曾信中的担忧,力劝其勿过于畏慎。并告诉他顾天逵将不日泛海,为其陈情。这让侯岐曾心中燃起了不小的希望。他回信解释说:“弟今日所处与兄不同,兄虽出万死一生之馀,而此身既全,自当理前事以启后图。弟则覆巢遗卵,除却奉母全孤而外,誓不敢萌它妄想。而又亲见彼法之加刃于我,一步紧一步。设使目前幸无大衄,则其操立。忠义诸家,不云暗接白腰,则云显通闽海。而忠义诸家,举事如戏,实亦有可蹑寻,则其一举手间,何异于扫尘烁冻哉。”对顾天逵计划中的这次壮举,他致信称赞说:“吾甥此行忠孝之理具备,声名之算亦长。”为了表示郑重,他对少子玄泓说:“大鸿此行,直当以陈情相托,吾父子定须亲往。”为此,他特意给随鲁王在舟山的同乡好友陈周俶修(字义扶,后于本年十月十五回里)书一封,道其“愿睹汉官威仪,然后瞑目”,并以玄瀞的拜表和顾天逵陈情之事相托,求其襄助。二十一日,他再次致信顾咸正,提醒“大鸿行后,亲翁必宜亟图它徙。……而最吃紧者,尤在谢绝往来,使人莫知其处”,还给顾天逵送去盘费以助行李。但到二十九日,顾天逵却行计中沮,放弃了渡海的计划。
          到七月二十六日,新的机会出现了。当日,有一王哨长来访。其人自云去岁嘉定守城过程中,曾被指为须明征同党被缚,赖侯峒曾察其冤得获释。须明征为须世征从兄弟,为人无行,不为乡里所容。后广招家丁,拥众自重。在嘉定守城过程中,因被怀疑窝藏奸细,为乡兵捕杀,死状甚惨。其手下家丁,悉被剪除。王哨长自称往来舟山,遇隆武兵部主事陈素(字澹生),入其幕中,现特潜至苏松一带进行联络。其人还谈到了许多时事。其实王哨长名谢尧文,钱海岳《南明史》卷三十二说他是嘉定人,“诸生,尝坐事系狱,峒曾救之,来往舟山,授游击”。从日后事态的发展看,陈子龙通海事败,即因此人行事不密所致。此事且留待后文交代。
          侯峒曾像
          从《日记》看,顺治三年八月,顾咸正来到嘉定,日与侯岐曾聚谈,令他焦迫的心情多少得到了一些慰藉。他感叹说:“予私幸平生水乳,验之岁寒松柏,真称无负。而吾友靡靡愈索,每叹吾道非耶!今日留此一俊人,颠沛中亦可无憾矣。”另外,玄瀞的陈情疏已经上达,二十二日《日记》云:“是时闻越中恩命,银台赠兵部尚书,谥襄烈。”
          对侯岐曾来说,整个夏天,抚、督两处关于籍没和取租之令旋下旋收,县令勒逼,胥役诈索,让他精疲力竭。除了不停地鬻田以应付目前外,他开始迫切地期待光复的消息。官府的无度盘剥,不断加剧着他对新政权的疏离,把希望越来越寄托在南明海上力量上。七月二十八日,听说“街巷喧传南都好音,便呼酒与大鸿一醉”。次日又说:“亦冀吉音非伪,催科可望渐宽。”但现实总是事与愿违。这令他不得不采取别的办法。九月初六,彭志古(字子上)来,“知有海上之行”。初七,鲁王使者约顾咸正至松江相会。初八,顾咸正缮写书疏,“专为澥南之举,且拟怂恿存古一往”。侯岐曾为设酒食,“使诸君得面相谘画”。态度明显变得积极起来了。
          十月二十三日,王哨长(即谢尧文)复来。二十五日,“智含所寄,今日已就。哨长别去。”王哨长此来,似专为收取有关文书。而侯玄瀞之所寄,亦当是给南明海上力量的信函。十一月十五日,缠绵病榻已两个多月的侯岐曾给陈周俶写信说:“弟看此世界,万万不能一朝居,所谓只争蚤晚耳,明智人必见到此矣。”当日给倪长玗的信中则问:“近事可得闻其要领否?闽事吉凶,昊东(张若羲)处必有确闻。”二十二日,当他听夏完淳说清兵在福建受挫,山东有李广生起义,京报十七日不能通达,振奋之馀不禁发叹:“若问吾家祸事,如燃眉之不可待,真乃远水不救近火也!”十二月初四,张懿实刚为侯家索得免租牌。但到十二日,“晚闻抚院追租牌复至”。侯岐曾忍不住惊呼:“嗟乎,由今之道,尚能一朝居乎?”二十日,他抱病给顾咸正作书云:“弟今所急者,澥上一说客耳。齐方(张纪,顾咸正内弟)既敛尽少年粗豪,一意大事,亦能办此否乎?近则得一人索务公与深谈,云间既有反正之机,便能作先事之举否?正恐不独云间非其人,并务公亦非其人,如何?如何?”务公姓戴,名之俊。吴江人,明诸生,为杨廷枢弟子,早年曾入复社。顺治二年举兵太湖,兵败后降归吴胜兆,渐得信任,暗中劝其反正,并积极联络海上,图谋举事。侯岐曾闻讯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与其联络。他的目的不过还是为了解自己的燃眉之痛。
          顺治四年除夕,他梦见大雨淹过了庭院的台阶,俄而又白日高照,醒来后不由得自问:“大事当不远乎?”过去的一年对他来说是极为难熬的,当然期待新的一年里情况能有所改变,而改变的唯一希望就是光复的到来。他没有放弃与戴之俊联系的打算,正月十一顾咸正“将行未行”,他“邀之再一款话,且以齐方所肩底事切嘱之”。此后,各类小道消息不断传来,有好有坏,真假难辨。二月二十四日,甚至有消息说史可法已经攻下了淮安。二十七日《日记》云:“淮上一报,传说未真。却见□报:闽齐大坏,赣州亦破,江楚又未可知,愤懑欲绝! ”这回的消息应该是真的,但他并不愿相信。三月十八日,顾咸正突然来说:“六飞(按,即‘六騑’、‘六蜚’,指皇帝)无恙,邸报难凭,即在粤不在闽之说亦讹也。史道林(按,史可法)生存是真也,今主兵山东。”他听后心想:“果若所言,天下事何不可为耶!”颇感振奋。事实上,隆武帝早在上年八月二十八日即已被杀。
          更为麻烦的是,他们依赖的海上信使王哨长,于三月十九日被清兵柘林游击陈可俘获。对此,侯岐曾毫不知情。二十日,因天气变化异常,他还不无期待地说:“春雷百日阴,殆先为之兆耶?”二十二日,正与家人团聚一室,忽有苏州人钦浩和徽州人吴鸿送来消息,说王哨长被逮,已“供出多人,如顾如夏,俱不免,马兵即日至矣”。惊愕之馀,他们多少有点不信。但两人言之凿凿,“且云柘弁不得自主,即日申吴督”。经与顾咸正、龚元侃(字得和,侯岐曾三女婿)、玄瀞商量,只得赶紧设法求助于戴之俊。中间人则选定了经常往来松江的张鸿磐。
          二十四日钦、吴离去,虽然朋友们揣其情形,觉得应是个骗局。但侯岐曾已成惊弓之鸟。他说:“囤局已不可堪,在身当者并不敢以为囤局耳。”此时外边已流言沸腾,人心惶惶。他们不得不开始考虑逃避的问题了。为了安全,侯岐曾与两子连夜剔了头发。他感慨说:“盖至此日,始不得为戴发之氓也。予与两儿亦重经剪裁,伤哉!”当晚孙和鼎(字九实)来,坐实了钦、吴传递的消息。侯岐曾因此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即举家外逃。二十六日,张鸿磐从松江回信,告以当日“差官已将发,务公力为营救,幸而得免”,随信还附了戴之俊的手札。这场意外总算有惊无险。
          二十七日一早,侯玄泓与玄瀞特往松江向戴之俊申谢,并处理善后。他在给戴之俊的信中,满怀感激地说:“顾施未侔于大造,则杯酒皆浮;感不切乎性命,则文章等伪。几有不劳媒介,不费颊舌,一旦死而生之,骨而月(按,即‘肉’)之,如今日老盟翁之于寒家者乎!”他说自己一年多来“不意创痛未苏,诛求叠起,既坐悲泉苦水,又苦骇浪惊涛”。提到顾咸正,则说他是“千古快人,半生苦节,三秦七载,九死一生,尚未肯韬锋挫锷,其意有馀,其谋弗固,不肖知其所以召殃矣”。接着,不无悲愤地问:“煌煌新国,亦何苦力驱此等人,必使登山赴海耶?”高度紧张过后,心情一旦放松,顿有“如天之福,不知当何消受”之感(二十八日)。三十日,张鸿磐再为顾咸正事自松江回,带来戴之俊手信云:“弦老差官已报命,从此不更遣,都付雪净矣。”侯氏所送的谢礼,亦被一并却回。
          经此一变,侯岐曾再次谨慎了起来。面对这些行事粗疏的同仁,他开始有了惧怕的感觉。四月初三,根据次媳夏淑吉的口述和夏完淳的信来看,“云间如有尅日奇举”,他自问道:“真耶幻耶?主者岂未戒于漏师耶?我惟为之慄慄。”初五,顾咸正至,酌于玄瀞东斋。侯岐曾“借骇浪初平,告之以帷灯匣剑”,而顾则“自许百炼精钢,誓不退转矣”。两人性格之不同,至此呼之欲出。初六,“泓探信于平南(按,夏完淳堂兄弟),报语直忧师老而溃”,侯岐曾感到“慄慄更当何如”。至初七,“远近喧传吴督即日反正,初以为耳语,今以为街谈矣”。他感到“可疑可骇,姑以不见不闻消之”。这段时间,他密切注视着松江那边的动静,但无奈消息一直不准。他最担心的是吴胜兆反正的“声迹襮扬既久,三尺童子亦知设备。且白下重兵,容知旦晚不至,岂不可忧可危”?(十三日给顾咸正信)在各种真假消息的陪伴下,忐忑地过了五天,到十八日,侯岐曾终于等来了吴胜兆兵败被俘的消息。
          此后,形势即越变越糟。二十六日,因大兵聚集松江,“一时谣言将兴大狱”,陈子龙和夏之旭仓皇逃至嘉定王庵侯岐曾处。次日,侯岐曾决定担负起掩护的责任,他说:“今即以季布为朱家,以张俭为鲁国,万事委运,何暇沾沾计祸福哉!”五月初二得知西山被屠,杨廷枢被抓,感到灾祸不远,而“为之皇皇”。他明白清廷将穷治此事,借机清除三吴一带潜在的抵抗力量,因为“彼以为不除此属,天下终不得太平”(五月初二致陈子龙信)。
          五月初三,在给许自俊的信中,他解释了自己处境的艰难:“虫沙风鹤,日来步步惊心,不意又有东方之事也。……如昆如松,一时偶集,皆由平日气谊缠绵,并非招之使至。一经装饰,动成祸形,可以类推而得之。”初五日玄汸长子出生,有贺者说:“此田文、王镇恶之故事也。”侯岐曾私叹道:“然田文愿高其户,而予惟愿卑其庐;镇恶愿封万户侯,而予惟愿作田家子。若问沧海横流,只此颂祷已为过望矣!”初六,因嘉定已不安全,他把陈子龙转托给了顾天逵。初八,顾氏仆陶蝉来告,有人泄露了陈子龙曾藏身恭寿庄(侯氏田庄)的消息,大兵将洗劫恭寿,令侯氏举室惊恐,通宵警戒。但当晚无事。次日陶蝉再来,仍持原说。初十,侯岐曾已感到形势不妙,给陈子龙捎信说:“弟为大兵将入疁境,闻多所征捕。寒家实万分极危,然不暇自计,而亟望吾翁择其所安。”这不幸成了他的绝笔。
          陈子龙像(《邦彦画像》)

          历史剧变不可避免地会给亲历者身心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大难初平的侯岐曾,在乱后苟活的日子里,除了面对亲人丧亡的伤痛、官府盘剥的折磨和对光复消息久盼不至的失望与忧惧外,局势变化对家庭亲情和社会环境造成的冲击,也常常让他内心难以平静。
          首先,嘉定城破以后,他们一夜之间成了新政权治下的罪犯家属。身份的巨大落差,让他一时难以适应,惟以谢绝往来为自处之策。顺治三年正月初五他在日记中写道:“予自遭家国奇变,判年于兹,勿复问人间世矣。”即是这种境况的写照。以侯峒曾为代表的忠烈之士,虽然曾经让人感动,但历史的这页一经翻过,便成了忌讳的话题。嘉定屠城给民众造成的直接伤害,使幸存者中,免不了有人会对忠臣们当初的决策和举措表示质疑。毕竟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人们的选择是不可能一致的。《嘉定屠城纪略》里记载了这样两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一是嘉定城破之前,城中传来李成栋劝降的榜文,说如果有人开门投降,“誓不杀一人”。有人向负责城防的侯峒曾、黄淳耀等提议说现在大势已去,诸公应该为满城百姓考虑。结果黄淳耀“怫然,推案痛哭”,侯峒曾等亦悲不自胜,但都拒绝接受。“方城破时,西门尚未有兵,城中男妇悉西走,街路俱为乱石所阻,困顿颠踬,仅乃得达。号哭求启关,淳耀坚握锁钥不听。其同榜进士王泰际适至,为百姓请命,语甚哀恳,不从。复以年谊动之,淳耀大怒曰:‘若欲献城,君盍自为之,我顷刻死人,不知年谊。’”另一个例子是,参与守城的张锡眉,在听说城破以后,对友人说:“宜速死。”友人则回答说:“城破之原不由我辈,空死何为?君若独断于心,无所不可。”可见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忠孝和尽节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最初响应抵抗,更多的可能只是出于一时义愤和对眼前安全的考虑,并不像侯、黄诸人有精神意念的支撑。在接受了血的教训以后,无辜被裹挟的民众,对他们会有怎样的评论,今天已无法探明究竟了。因我们能看到的,实际上都是与他们有共同价值追求的人的记述。但对侯岐曾来说,他不可能免于这种道德上的压力。可惜的是他在《日记》中对此只字未提,是有意回避了呢?还是切身的痛苦让他无暇顾及这类问题呢?
          但形势变化后侯岐曾对周围人态度的敏感,在《日记》中还是有所流露。顺治三年二月初八,他写道:“有龚贤者,感予旧恩,馈鱼酒甚侈。风雨周旋,谁谓慕义不出于匹夫耶!”小人物的一番举动,似乎给了他难得的温暖。而到十一日晚,他正在饮酒,忽然听到外面鼓吹沸天,经打听才知道有人家庆祝新秀才进学,其老母龚氏闻讯“为之累欷”。他特别加注:“城中俗谣云:‘白马紫金牛,骑出万人羞。’”对这些积极投靠新政权的人,表达了不满。但不满改变不了世界,该发生的还得发生。到八月初五,他更是愤懑地写到:“今之高门鼎贵、甘心从事者,惟知妻子田庐是守,且俨然自称保家之主矣。嗟乎,安知彼祖宗不含忸于地下哉!”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定,人们不仅对新政权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对昔日的忠义之家的态度也有些微妙了起来。四月十四日,有人为帮助侯氏缓解诛求压力,拉庠友一起拜谒了县令杨之赋。但对当日来看他的人,侯岐曾并没有全见,因为他感到大家有了“异同之嫌”。
          总之,死者已矣,活着的人仍然要面对生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周围的社会,也发生在侯氏宗族内部。顺治三年二月初三,他给祖叔侯兑旸(字公羊)去信商量取租事,说:“目前此局,据李批止征本名,据土檄仍连通族。诸宗老昔嫌过急,今又嫌过弛。侄与遗孤惟力肩公费,分文不以相累。倘因公费不及,翻作袖手之观,万一遂至决裂,侄不敢复受埋怨也。”从信中所言看,侯氏之难,多少还连累了本族的其他家庭。而随着籍没之令的颁布,宗族成员又对一些产业的归属,提出了疑问,这不免让身处逆境的侯岐曾倍感伤情。三月十八日,他有书致“三老相公”(似当为侯鼎旸、侯艮旸、侯兑旸)说:“所谕汪店房,相传几十载,闻为子久叔(按,名益旸)舍来,不意叔翁处更有一段渊源也。侄辈从来视财利如粪土,况现经籍没,视产业益如飘风。今此房叔翁既频动此念,侄辈自应婉转从命。但不言于华盛之时,而言于丧亡之后,实万万难堪。吾伯兄忠节三百年所希有,仍望吾宗各以孝弟廉让风励后贤,不欲明德宗老有此举动也。”
          外部的变化尚可听之任之,家庭内部的问题则是无法回避的。首先是儿媳中出现了三个寡妇,这些苦命的年轻女子都面临着人生何去何从的问题。第一个做出选择的是侯岐曾的二儿媳夏淑吉,她于顺治三年三月初十剃发出家,时已守寡抚孤八载。不久,两个侄媳姚妫媮(玄演妻)、龚宛琼(玄洁妻)亦受其影响,相率礼忏。并于四月十四同时披剃。十五日,侯岐曾“从泾南至陈园,见两头陀,宛如梦中薢茩,却不敢复道悲感矣”。
          另外,由于侯岐曾兄弟此前没有分家,家人日用皆由其平时统一安排。在侄媳削发以后,外边渐渐有了不利于他的传闻。具体情由,《日记》中没有明言,但似乎是与财产有关。此事给他精神上造成了不小的伤害。消息最初传来是在四月二十四日,当天玄汸、玄泓告诉他“吴门果有奇谗”,但他认为自己“礼仪不愆,何恤人言”,没打算理会。二十九日,他收到姚宗典来信,信中似乎亦提到了类似的问题,这下他坐不住了。五月初四,他去探视生病的龚宛琼(法名慧明),顺便与姚妫媮(法名慧净)畅谈了一次。当日《日记》云:“两日为废文札中云云,方知向来谗口已远播吴门,可痛可畏!我平生于骨肉间事,岂惟不欲告诸门外,并不欲告诸门内,至此虽不欲自剖白而不可得矣。”五月二十五日,他再次致书杨廷枢,托其向姚宗典说明本末:“平生骨肉间事,未尝有一句两句费分疏剖白者。意谓处治处乱虽异,信心信理则同。岂知人类既为犬羊,人心别一鬼蜮。迩有不根之言入废老之耳,察之不止噆肤,殆将销骨矣。郁闷之极,几谓不得不置一辩。徐而思之,此何情势,岂是吾辈争执是非之时。况使废老疑我于平生则可,如其信我于平生,何止疑我于一旦。……仆自遇变以后,刻刻将死字钉在额门。尚有何事费处置,乃至不能处置一二谗夫耶?”当日他八十一岁的乳母正好来访,老人家疲病不堪,但他因心绪烦乱,只检赠一衣即打发其离去。对此他感慨说:“今吾与乳母明知向后勿复相见矣,而意思都觉淡然,此非情有厚薄也。”
          眼看着官府诛求不断,祖业即将荡尽,侯岐曾逐渐放弃了两兄弟不分产的立场。六月二十三日,他“痛愤诛求理极,从前臣力已竭,从后将何协助?即杯铛数十器,亦为诛求之用,耗荡过半矣。今则涓滴万不足填江河,惟分授子侄及朅孙,庶几犹存先世遗泽也。因毕呼至恭庄,如书画等一二长物,务使倾筐倒箧乃已。”这可以看做分产的开始。
          九月初五,他正式与侄玄瀞析产。当日“板舆奉母而东”,为析产做准备。“至则悬襄烈遗像一哭。为祖宗梳风沐雨所贻,一旦身丁覆败,以有分析之举。而襄烈与余,真所谓儿无恒父,至今不忍言分,又不忍不言分,此所为摧肝欲绝也”。十月二十九日,在商议为玄瀞求婚盛氏时,他“趁男女齐集,遂为三分之举”,田产每户平均“止及贰佰”亩,这令他深感“悲痛之甚!惭惶之甚!”经过不停的斥产和献赇,祖宗所遗至此已所剩无多了。他不禁自问:“除籍数外,予与智含各得七百五十,又细分之,能有几何?”十一月初七,“智含同再生(姚妫媮法号)、妙指(龚宛琼法号)来,亦为三分之举。再生、妙指各授贰佰亩”。
          《侯岐曾日记》记录的日常生活当然不止于以上这些内容,但在易代之际对当事人造成较大冲击的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其所提到的另外一些细节,虽然有的只是一带而过,却为正史的书写提供了补充,留下了佐证。比如顺治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给侯兑旸的信中说:“自城来者云,彼近设清发道,以五等定罪。”提到剃发令下达后的具体执行情况。三月初一的日记还特别记下了五等定罪的标准:“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鬓不留耳,留发不留头;又顶大者与留发者同罪。”这可以说是关于清初剃发的重要史料。
          另外,八月初一的日记写道:“褚元携人参一缄来,乃青溪令称奉旨求鬻于绅氓。吾家分得半觔,应输值十五金有零。此亦一新闻也。”第二天又记道:“城信来,亦言鬻参事,吾家父子几派四觔。今图领一免三,又有数金杂费,而三十二金正价,不待言矣。”这件事情的背景是,清兵下江南以后,为了筹集军费和粮饷,除从新征服的地区征取赋税外,还强行推销东北的特产人参,来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人参本来是女真与汉族之间传统的贸易项目,在明代就已持续多年。入清以后,满洲贵族凭借军事力量再次把贸易范围扩大到了江南。据江南总督洪承畴顺治三年十二月给朝廷的揭帖说,他于“顺治二年九月内奉圣谕发人参到江宁易卖”(《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06页)。但最初的定价过高,遂上奏朝廷,将价钱减至每斤三十二两。即使如此,“向来各章京等每日在于江宁开设市肆,晓谕发卖,并无士民人等承买。各章京甚为告苦”。洪承畴亦觉“苦无调停之术”。他向朝廷报告说:“职等屡次公议,欲分发各府州县,使各印官转卖,恐至摊派科敛,大滋扰害,甚非皇上爱恤民生至意。”(《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48页)关于清廷在江南鬻参之事,王宏志在其《洪承畴》传里已有论述,但《侯岐曾日记》从当事人的角度为此提供了新的佐证。而且还揭穿了洪承畴所谓皇上“爱恤民生”,不准“摊派科敛”的谎言。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地方望族的侯氏,在清兵南下的时候,若不能主动归顺,其遭打击是必然的,只是侯岐曾作为当事人,还看不破这一层意思。陈子龙在为宋琬之父宋应亨写的《莱阳宋公殉节记》中曾说过:“士大夫居乡堂,无城社之责,然天下郡县一旦有事,非借巨室之力,有司者谁与共守?”已经讲明了这个道理。清政府当然明白,世家大族在地方上,如果肯合作的话,对官府的统治常能起到补充和调剂的作用。若不肯合作,则是主要的反对力量。在明政权瓦解以后,江南的几次抵抗,都是由这类有影响力的家族首领发起的。所以在入侵者看来,要想彻底征服江南,必须拿这些有过抵抗行为的世家大族开刀,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使其完全丧失对地方事务的影响力。夏完淳文章中提到,籍没侯产,执事者称奉有密旨,绝不会是空穴来风。
          2016年10月16日草成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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