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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钱诈金花 | 朱可夫的政治浮沉(上)

          发布时间:2017年12月17日 12:00 来源:3315微猫网
          提示:点击↑上方"史客儿"免费关注!● 原创投稿请至:historymook@sina.com历史上许多人物的命运,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登上了顶峰,往往意味着下降的开始。可是,像朱可夫这样,从顶峰到谷底仅短短百十来日,也不多见。命运给这位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老帅,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1957年10月27日,《真理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解除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国防部长的职务,由马利诺夫斯基继任。消息采用小号字体,登在第六版的最后,因而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1月3日,还是《真理报》,这一次在第一版的首要位置,发表了《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公报》和《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决议》,这两份文件不仅再次提到解除朱可夫的职务,还列举了他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这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震惊。朱可夫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元帅。二战期间,他率领苏联红军与法西斯德国军队浴血苦战,屡建奇功。他曾六次获得“列宁勋章”、四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除他之外,在苏联没有任何人获此殊荣。这样一位深孚众望的国防部长,怎么突然被解职了呢?这场突变,无疑是朱可夫个人的重大悲剧。从此以后,他赋闲在家,再没有被起用担任任何职务。凄凉的晚年,伴随着巨大的战功,把他送到了生命的尽头。1957年以后,苏联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谈及此事时,大多千篇一律,记述得比较简单。现在随着苏共历史上的一些“绝密档案”不断问世,回忆文章、传记的大量出版,我们终于可以比较清楚地描述1953年至1957年间,朱可夫在政治上的浮沉以及最后悲剧的来龙去脉了。朱可夫的戎马生涯始于沙皇军队。1916年的士官朱可夫东山再起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对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继任者——“集体领导”们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尽快控制所有的权力机构。可是,由于斯大林在世时大权独揽,任何人不经允许,不能插手其它部门的工作,所谓的“监督”机构也不过是一种陪衬,这样就造成了某些权力机构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像庞大的克格勃就被贝利亚所垄断。贝利亚有野心,而且急不可耐,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为了将大权集于一身,他随时可以调动克格勃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必要时,“结果”掉几个马林科夫之辈,也并非不可能。严酷的现实,使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势在必行。然而,紧要关头,几位在斯大林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领导人却显得信心不足。马林科夫的懦弱,布尔加宁的犹豫,米高扬的暧昧(他甚至认为贝利亚没什么野心,一起合作也无妨),造成了主动权的一失再失。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一向被人们看不起的赫鲁晓夫,脱颖而出了。赫鲁晓夫出手不凡。他谨慎、机智地暗中串联,除了在米高扬那里鼻子上碰了一点灰之外,其余重要人物大都被他不动声色地联络到了一起。与此同时,他清醒地看到,与贝利亚的斗争,是一场殊死的斗争。在贝利亚控制着克格勃的状况下,唯一可能与之抗争并战而胜之的力量是军队。因此,动用军队,首先逮捕贝利亚,是当务之急。赫鲁晓夫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并及时地想到了早在战前,在他担任乌克兰第一书记时就已熟识的老帅朱可夫。斯大林在世时,贝利亚曾居心险恶地炮制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军人阴谋集团”,并揣摸斯大林的心理,把朱可夫也“安排”进了这个集团。不料,斯大林端着烟斗,眯起眼睛注视着贝利亚好一会儿,然后缓慢而坚决地说:“你不要找朱可夫的麻烦了。我了解他,他不是叛徒。”一句“我了解他”,解救了一代名帅。而贝利亚的这一步“昏着”,却不可避免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想到这里,赫鲁晓夫毫不犹豫地打电话给朱可夫,对他说:“中央主席团会议要讨论贝利亚的问题,可能要逮捕他。你带上几位可靠的将军,时刻准备行动。”可以想象朱可夫听到这个命令时,该是多么的兴奋和斗志昂扬。按照行动计划,会议当天,朱可夫带领一批军人提前进入克里姆林宫,并埋伏在会议室隔壁的房间里。一旦情况紧急,主持会议的马林科夫将按动密铃发出信号,朱可夫等应立即冲进会议室,逮捕贝利亚。1953年6月底或7月初的一天。中央主席团会议开始了。一切都很顺利,贝利亚完全被蒙在鼓里。当赫鲁晓夫厉声斥责他的罪行时,他竟像小孩一样,天真地拉住赫的手说:“尼基塔,你在咕噜咕噜地讲什么呢?”而此刻的尼基塔,完全变成了一个令贝利亚感到陌生的人,他厌恶地甩开贝利亚的手,冷冷地回答说:“你马上就会明白的!”1939年7月塔木察格布拉克苏军第57特别军司令部集团军群指挥官朱可夫(右二)在哈拉哈河战斗期间与战友共商下一步军事行动会议继续进行。由于惊慌,贝利亚在回答问题时变得语无伦次。这个靠整人起家,进而飞黄腾达的格鲁吉亚小人,这一次终于尝到了挨整的滋味。有人提议就罢免贝利亚进行表决。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程序,表决通过实际上也就宣判了贝利亚的死刑。可是,由于高度紧张,缺乏斗争经验的马林科夫,竟急不可耐地按响了密铃。门开了,第一个冲进来的是威风凛凛的朱可夫,紧跟在后面的是莫斯科军区司令员莫斯卡连科将军。脸色变得刷白的贝利亚清楚地看见,军人们的枪套是打开的,子弹很可能已经上了膛。这意味着,任何反抗都是无意义的,很可能会被当场击毙。脸色同样刷白的马林科夫用沙哑的声音向朱可夫宣布:“我以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要你把贝利亚看管起来,以便对他被控的罪行进行审查。”“把手举起来!”朱可夫大喝一声。然后,押解着贝利亚走出了会议室。据说,当贝利亚听到朱可夫“把手举起来!”的命令时,曾经下意识地去取他放在窗台上的书包。只见体态肥胖、动作笨拙的赫鲁晓夫一个箭步跨上去,一手死死按住贝利亚,另一只手则麻利地掏出了自己藏在身上的短枪。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在场的人无不惊叹。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事后查明,贝利亚的书包里面并没有武器,多少冲淡了这一情节的惊险色彩。赫鲁晓夫利用军队,顺利地取得了斯大林逝世之后第一次党内斗争的胜利。而军队则首次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步入政坛。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朱可夫顺势东山再起。1955年,根据赫鲁晓夫的提名,朱可夫接替布尔加宁出任国防部长,1956年“二十大”上,朱可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再立新功消灭贝利亚之后,围绕国际、国内的重大方针政策,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人的矛盾日趋尖锐。当赫鲁晓夫力排众议,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造成严重混乱,并诱发了国际上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主席团内部,对赫不满的人渐渐占了上风。在主席团正式委员中占有7∶4的优势。他们频频策划,准备一举罢免赫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1957年6月上旬,时机到了。以马林科夫为核心、以莫洛托夫为“军师”的一批人,趁赫鲁晓夫率团出访芬兰,制订了一个完整的行动计划。而赫鲁晓夫则像当年的贝利亚一样,完全被蒙在鼓里。出访刚一回来,他被告知要开一个主席团会议,内容是讨论“庆祝列宁格勒建城250周年”。可是,刚一坐下,马林科夫却率先开炮,内容根本不是什么“250周年”,而是直取赫鲁晓夫的内政外交。紧接着,几位同谋纷纷出击,全盘否定赫倡导的各项方针政策,并集中火力,猛烈攻击他们最为恼火的所谓赫鲁晓夫背离集体领导原则,搞独断专行等等。毫无思想准备的赫鲁晓夫一下子被打懵了。但是,他毕竟久经官场,不至于像贝利亚那样天真地去拉别人的手。当马林科夫等人提出就罢免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进行表决时,他马上抗议:“中央主席团无权罢免第一书记,只有中央委员会才有这个权力!”同时,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占有主动权的莫洛托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要求。1940年11月朱可夫在野外实战演习中就在斗争白热化的关键时刻,会议室的门开了,朱可夫威风凛凛地走了进来。作为主席团的候补委员,朱可夫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接到通知时已经晚了。他对与会的主席团委员们说道:同志们,今天开会前一个小时,马林科夫找我谈话,他要拉拢我!要我站在他的一边!听到这里,会议室顿时哑场了。会议主持人布尔加宁见势不好,只得宣布休会,明天继续开。这样一来,马林科夫等人试图在会议的第一天,即6月18日,通过“闪电战”一举罢免赫鲁晓夫的计划遇到了挫折。赫鲁晓夫清楚地知道,他虽然在主席团内处于劣势,但在中央委员会却明显占优。因此,尽快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集结在莫斯科,召开中央全会,就成了扭转败局的关键。于是,朱可夫命令各地迅速调集军用飞机运送中央委员。由谢罗夫指挥的克格勃也配合朱可夫,利用情报网向各地下达通知。二人联手,用最快的速度,将中央委员们运到了莫斯科。“空运战役”打响之后,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内的少数支持者信心大增。为了拖延时间以待援兵,主席团候补委员福尔采娃故意发表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地讲了6个小时。结果,主席团会议开到第四天,即6月21日,已经有107名中央委员云集莫斯科。他们首先向主席团会议送去书面声明,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但没有回音。紧接着又派出代表要求接见,再遭拒绝。于是,愤怒的中央委员们干脆闯入会场,迫使主席团同意召开中央全会。台下的人们从吃惊渐渐地转为愤怒。怒潮一浪高过一浪。朱可夫的发言,水平不算高,逻辑上也有不严谨之处,但是,它造成的震撼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在他发言之后走上讲台的人,多数都受到了他的感染。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虽然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却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摆脱被动的局面。轮到卡冈诺维奇发言时,朱可夫打断他,单刀直入地插进来说:“我们还是谈谈罪行的问题,枪决的责任吧。这是最重要的问题。”然后,把眼睛盯住卡冈诺维奇:“你说说,你为什么把300名铁路员工搞死啦?”卡冈诺维奇听了以后有点吃惊,含糊地回答:“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朱可夫紧追不舍:“也是刑事问题。”朱可夫为卫国战争取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老卡静了一下心,从容地说道:“这个问题不应当从1957年角度去看,而应当从1937—1938年的角度去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是这样要求的。我要说,当时我国是有政治斗争的,因此当然要问,有没有敌人呢?”概念有些混乱。朱可夫单刀直入:“请你直截了当地回答:你处决了一些中央委员,他们是什么人?是我们的敌人吗?”“当时有敌人,有尖锐的阶级斗争……。我同意、赞成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做的报告。我很难过,要是我赞成这个报告,我认为,我们揭露这件事是正确的。当然,我并不是要借此而推卸责任。我承担政治责任。”朱可夫毫不退让:“还有刑事责任。”朱可夫的穷追猛打,使卡冈诺维奇陷入了被动。特别是关于处决三百名铁路员工的案件,老卡无法上推给斯大林,就更加捉襟见肘。但是,老卡毕竟是一位官场老手。他找了一个机会,在发言中突然向朱可夫发起了反冲锋:“可是你,朱可夫同志,当时是师长,难道你就没有签署过?”朱可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有送过一个人去枪决。”“这就很难检查了。”“你去查好了,请便。”老卡真不愧为经验老到之人,虽然被动,却阵脚不乱。他明知故问,实际上是在给朱可夫下套。而当朱可夫气壮如牛地作出回答之后,老卡马上装出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问朱可夫:“那你是怎么回事呢?是不赞成中央的政策吗?不赞成同敌人斗争的政策吗?”真是“妙”极了。按照老卡的逻辑,或者杀人,或者被杀,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每个活下来的人,他们的手上或多或少都沾有死者的鲜血,那又何必要去追究谁的更多呢。朱可夫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既然活下来了,而且是在斯大林防范最严、杀人最多的军界活下来了,就不能够回避这个问题。“同敌人斗争的政策可不是枪决的政策。”朱可夫的回答苍白无力,而且似乎掉换了命题。“我们大家都是赞成的。”关键时刻,赫鲁晓夫出场了。他不能眼看着局势发生逆转。如果逆转,到手的胜利很可能会化为乌有。政治就是如此,瞬息可能万变。至于说到玩“游戏”,赫鲁晓夫自然要比朱可夫高超得多。“我投过许多次票,而且,比如说,把亚基尔斥为叛徒。我相信了,因为我认为你们查清了他是敌人。可是你们欺骗了我们的信任。而你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你本来应当是了解情况的。”好一个“了解情况”!赫鲁晓夫在这里巧妙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过来给卡冈诺维奇下了一个套。卡冈诺维奇无言以对。台下却活跃起来了。有人还嫌赫鲁晓夫这一拳打得不重,继续跳出来为朱可夫打抱不平,质问老卡说:“你干嘛要把朱可夫也扯在里面!你就谈谈自己吧,问题是向你提出来的,为什么要谈朱可夫,把大家都扯到一起?”至此,卡冈诺维奇对朱可夫发起的反冲锋以失败而告结束了。1945年5月朱可夫(左二)在被攻陷的柏林就这样,赫鲁晓夫、米高扬、苏斯洛夫、朱可夫等人巧妙配合,利用在中央委员会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变换着各种手法,或软硬兼施,或分化瓦解,或挑拨离间,或威胁利诱,把握着全会的进程,不断地向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施加压力,使他们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全会从6月22日开始,至29日结束。发言者多达六十多人。涉及内容十分广泛。这是继消灭贝利亚,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之后,两派政治力量之间不可避免的一次重大交锋,最终以三位领袖全线崩溃、每人头戴一顶“反党集团分子”的帽子而告结束。获胜收兵。在赫鲁晓夫论功行赏的名单中,朱可夫自然排在首位。他获得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升迁:从候补主席团委员,晋升为主席团正式委员(只有主席团正式委员才有表决权),昂首迈进了党中央的最高决策圈。朱可夫登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摘自:《百年潮》1999年05期 文/丁明】下一条续注:本公号所推送的文章如侵犯到原作者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进来撩’栏中的联系我们),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内删除。所推送的文章并不代表本公号观点,请和谐留言。友情提示指纹长按二维码,自动识别关注微信号:skdy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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