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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钱诈金花 | 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黄进兴:找到史家的恰当位置

          发布时间:2017年12月16日 12:00 来源:3315微猫网
          2016年9月11日至24日,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进兴院士到访北京大学。访问期间,除参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与学术委员会会议外,黄进兴还出席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表了题为“当代史学的进行式”的系列演讲。该演讲由《历史的转向:20世纪晚期人文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与《从普世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两场组成,是黄进兴对于当代史学演进趋向的最新判断与思考。    尽管不像其导师余英时与史华慈那样闻名遐迩,但伴随着其主要著作自1990年代以来陆续“登陆”,黄进兴在大陆学界,尤其是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已经拥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在他看来,“晚近两岸史学日趋同步,因此所面对的问题也极为相似”。(《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简体版序》)是故,黄进兴对于当代史学的困境与生机做出的论述,也就不仅在台湾学界具有启示意义,对于大陆人文学术的各个门类同样具有借鉴作用。而史学史,特别是史学理论史正是黄进兴长期关注研究领域。对于当代史学的追踪、反思与突围,是贯穿黄进兴的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    负笈哈佛,徜徉中西学术    黄进兴1950年生于台湾,1969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获得硕士学位后,1976年赴美留学。他先在匹兹堡大学师从许倬云,后到哈佛大学师从史华慈,同时一直得到余英时的悉心指导。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返回台湾任教,长期供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且在2009年至2016年间出任该所所长,可谓当代台湾学界的重要代表。    在黄进兴迄今为止的全部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他以夫人“吴咏慧”之名出版的学术随笔《哈佛琐记》。该书收录了他1983年回台后陆续完成的关于六年哈佛时光的回忆文章。在黄进兴看来,“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人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而哈佛便是他的“心灵的故乡”。以致他日后重返哈佛时,“顿时忘却旅途的疲劳”,“彻夜竟像期待远足已久的小孩,兴奋得难以成眠”。(《哈佛琐记·重返哈佛》)    哈佛六年,黄进兴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与“听课”上。学术大师的课堂风采,是《哈佛琐记》中着墨最多的地方。据黄进兴回忆,哈佛“其时名师云集,诸如哲学的罗尔斯、心理学的科尔伯格、社会学的贝尔、思想史的史华慈,百家齐鸣,交织成一部波澜壮阔的交响曲”。(《〈哈佛琐记〉新版序》)怀抱“前往‘西方取经’的宏愿”的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一求学的绝佳时机。于是,在诸位大师的课堂上流连,也就成为了他最为乐此不疲的事情。时隔数年,他还依旧记得:“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光芒万丈,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炫眼。”(《哈佛琐记·哲学祭酒》)而此类片段,在《哈佛琐记》中几乎俯拾皆是。    学术大师之所以成为值得欣赏的风景,并非因其音容笑貌格外动人,而在于其思想锋芒具有足够的感召作用。黄进兴的留学生活表面上是在不同的课堂中穿梭,实质则是追随诸位大师的学术理论,“按图索骥”式地博览群书。从《哈佛琐记》中可以明显看出,黄进兴当时主要的兴趣在于社会科学。这与“二战”后美国学界的主流趋向直接相关:一是社会科学走向全面繁荣,二是“鼓励各种学科相互合作”的“科际整合”思潮方兴未艾,“导致大家经常以接受其他学科与否,来断定一位学者是前进或保守”。(《哈佛琐记·跛足的英雄》)因此,社会科学的浓郁气息同样弥漫在美国的人文学界。在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黄进兴自然概莫能外。当然,曾经置身其中的这一潮流日后成为了黄进兴2016年在北大演讲时的反思对象,这是后话。    尽管浸淫于西方当时盛行的社会科学浪潮中有年,但黄进兴却并未简单地成为西学的“信徒”。在博士论文选题时,他接受了余英时的建议,将清代理学家李绂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到两年,他就完成了论文《十八世纪中国的哲学、考证和政治: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如此速度,在哈佛几乎不可想象。由是也可见黄进兴平时的学术训练之到位。不过饶有意味的是,此文全无他用功颇勤的西学印记。这一方面当然说明了他未尝荒废自己的中学修养,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彼时的他对于中西学术尚持区别对待的态度。在他从哈佛毕业时,史华慈给他的赠言正是:“你在求学期间,花了不少时间修习、研读西方课程,可是在博士论文里,竟不见踪影。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东、西方的知识融会贯通,好好发挥。”(李怀宇《余英时高徒黄进兴——他醉心于后现代,还有孔庙》)    孔庙空间,如何生长与挫败    带着史华慈的临别赠言,黄进兴回台任教。其实,早在他赴美留学时,便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去的。在台大读书时,黄进兴完成的硕士论文是《历史主义:一个史学传统及其观念的形成》,即对于“历史主义”这一西方史学传统中的核心范畴进行的观念史研究。据他回忆,在台湾“其时以西洋思想史作为论文题目,较为罕见”。(《〈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序》)由此可见他的西学兴趣之浓厚。而他选择赴美留学,也正与其希望一探西学之究竟的心情有关。在美期间,通过了解西方学术内部各派的彼此攻错,黄进兴逐渐意识到了当时大行其道的“方法论热”其实存在不小的局限与偏颇。而史华慈的赠言,更启示他开始关注中西史学能否在实践中会通的问题。    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黄进兴一方面继续追踪当代史学的发展,并且及时做出总结与检讨,另一方面则集中精力进行了孔庙研究。关于前者,他先后有《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等专书问世;而后者,则是奠定了他在学界地位的三部力作——《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圣贤与圣徒:历史与宗教论文集》与《皇帝、儒生与孔庙》。    黄进兴与孔庙结缘的故事,早已成为了一段学界佳话。1981年,家人给回台休假的黄进兴介绍了一位女友。两人初次约会,他便带对方去了孔庙参观。在服务部,为了“打肿脸充胖子”,他买下了一部定价不菲的《文庙祀典考》。结果,两人的关系未能继续发展,孔庙却成为了他念兹在兹的关注对象。    黄进兴的孔庙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他的主要工作是清理了在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孔庙祭祀制度,讨论了历代儒生集团与统治集团在这一空间中展开的较量与合作。在某种程度上,黄进兴这一时期的研究是其博士论文思路的延伸。在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拥有圣君的代价:康熙皇帝统治下政治机构对道统的同化》中,黄进兴已经触及了清代儒学与皇权的关系问题。    而将这一议题与孔庙这一空间结合后,展开得也就更为透辟与充分。在此基础上,他将话题进一步向前推进,深入到了对于儒教本身的考察中去。在他看来,自晚清以来聚讼百年的关于儒教是否为宗教的讨论,都忽略了一大关节,即以往的论争大都是在“民间宗教”、“民俗信仰”与“原始宗教”等层面上展开的,对于“国家宗教”的认识程度十分不够。而孔庙的意义正在于其彰显了一种“国家宗教”的性格。黄进兴就上述话题做出的具体论述,便是他的《优入圣域》一书。    在完成《优入圣域》后,黄进兴的孔庙研究旋即转入了第二阶段,因为他发现此前自己“对统治者和士人阶层争相宰制孔庙礼仪虽略有陈述,但着眼点仅限于高层政治和精英文化,对地方上的个别情况反少留意;特别是对作为儒教圣域的孔庙,其社会、宗教的实践竟毫无措辞,这不得不谓是一项缺失”。(《比较宗教与宗教概念——〈圣贤与圣徒〉序》)于是,他引入了“比较宗教”的视野,具体考察了“作为宗教的儒教”在孔庙这一空间中如何生长与挫败。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这一部分研究中,具有显著的理论关怀。    黄进兴认为:“在帝制中国,孔庙祭典概由人君与士人统治阶层所垄断。它不但为官方所主导,并且展现‘公共宗教’的特质。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缘浸淫于西式‘私人宗教’的范式,反而习焉不察,无从捉摸其独特的宗教性格,从而判定儒教非为宗教。”他自谓其研究是“针对此一盲点”,力图“发掘历史的原貌,进而厘清传统中国信仰的多元面相”。(《〈优入圣域〉新版序》)而这便是其另外两部孔庙研究著作的主要内容。其间中西对话的旨归已经十分明显。至此,黄进兴以其具体的研究实践回应了史华慈当初的殷切期待。而他自己,也经此在历史与理论之间找到了史家应当具有的恰当位置。    晚近的黄进兴一手继续其孔庙研究,一手涉入近代中国“道德意识”的命题。他的新著《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已经出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又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打开了。    在黄进兴成长的时代,先是经历了台湾学界“理论意识高涨,分析哲学盛行”的风潮,(《〈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序》)后又纵身于美国学界社会科学一家独大的热浪。他一路跟踪,也一路反思,最终在追踪与反思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路径。在生逢一种学术浪潮具有覆盖效应的时代中,能够树立起自家面目,无疑是一种突围,也未尝不是对于一位学者的最大考验与最佳肯定。在这种意义上,他在北大演讲“当代史学的进行式”,既是对于学术史的“回溯”与“预流”,同时也是讲述某种程度上的自己的故事。是故,如此带有深情与温度的演讲,也就格外值得关注。    “当代史学的进行式”系列摘编黄进兴/演讲李静(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选录第一场《历史的转向——二十世纪晚期人文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    ○ “历史的转向”并非史学一科可以矩矱或道尽。它乃发生在人文及社会科学“重新发现历史”的共通现象。    ○ “历史的转向”并非单纯回归到19世纪的“历史主义”,盖“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发展性”和“独特性”在后现代的氛围,两者均需再经审慎的检验。而除却唤醒“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转向”需要对以往的史学进行一连串的反思。“反思”的对象包括上至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客体,下抵学者自我的省察,甚至触及时间、空间、时序的范畴。这些概念往昔均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分析单元,但只要梳理其底蕴,却都是在特定时空情境所造成,是故得予重新解析,考镜其源流。    ○ 历史与文化的知识,不似自然的事物,而具有时空的制约,必得因时制宜,方能蒙其益而不受其害。    ○ 历史意识并非凌空环顾,而是受限于一定的视野;所以,历史意识难免局限、倾斜,甚至酿成系统的偏颇。而十九世纪史学所标榜的客观性理想,只是遥不可及的神话。相形之下,中国的反思史学方刚起步,于今之际,唯有急起直追,才能令中国史学超拔于“历史的无意识”!    第二场    《从普世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    ○ 臆想中,世界史应是史家治史最高的境界或最终的目标,究其实并不然。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世界史在整个历史学科,不得说无足轻重,却是相当边缘。世界史通常只是业余人士的雅好,并不受专业史家所重视。不容讳言,该时的世界史与新建制的史学,实格格不入;因是渐次式微,甚至沦为茶余饭后的佐谈,称不得一门正规的学问。    二十世纪末,由于研究水平的提升及教学的普及,更加上全球化意识的推波助澜,令它居于史学的次领域。演讲即旨在阐述此一曲折的过程:从原初追寻世界的意义,至剖析人类往事的知识历程,以揭露世界史起承转合的蜕化,最终方得在二十世纪末站稳脚步,成为当今史学的核心领域。    ○ 历史研究不能没有通史般的胸怀,否则将显得微不足道;但是通史如果没有建立在各民族史扎实的研究之上,也将仅是浮沙建塔而已。因此,批评方法、客观研究和综合解释应该携手合作,缺一不可。    ○ “普世史”重视的是历史的大事件,特别攸关各民族的相互关联,而政治和外交的折冲更是关怀的焦点所在。当这些权力冲突时,即是“历史时刻”的来临,其结果终究是平衡的状态,而“世界史”的秘密适见于此。换言之,世界史无非是国家民族各种力量相互斗争之际所形成的。    ○ 二十世纪末期出现超越国家界限的区域整合(如欧盟、东协等国际组织),以及经济全球化,例如跨国公司)的现象,无疑是拓展世界史的极佳温床。要之,一九九〇年代“全球化”的风潮,直可视为五〇、六〇年代“现代化”理论的再进化版。对追求全球化的学者而言,民族国家只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其过时的架构已无法涵盖日新月异的世界趋势,因此必须突破藩篱,另起炉灶,重新寻找书写世界历史的蓝图。换言之,“全球意识”的觉醒与“全球史”的崛起,乃是相互激荡的结果。若说之前的普世史和世界史大概仅及“人文的世界”,但全球史则需顾及自然的历史,也就是把领域扩充至人类全体所居处的地球。    ○ 全球史的目标不在涵盖面的辽阔和时间的长远,而是在从事任何在地或特殊的议题时,都应心系全球的关联性,教导学生过去人类生活的多样性,避免单一轴线的大叙述。是故,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史的教科书不但要告知年轻人攸关这个“世界”的知识,并且应教导他们如何从事反思性的“历史思考”,切忌将人类往事化约为单一原则,或统一因素的作用;也就是新文化史家娜塔莉·戴维斯所称的“全球史,但诸多故事”。果真如此,方得符合“人人通古今之变,个个成一家之言”的厚望。本文作者李浴洋为北大中文系博士生原载《北京青年报》1月6日第B10版“星期学术”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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