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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7

罗家伦与顾颉刚相识于“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1916年夏,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新生,24岁的顾颉刚报名应试,随即被录取。他于秋天负笈北上,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与他同年入学的还有傅斯年。1917年秋,毕业于复旦公学的罗家伦通过北大的新生考试,于这一年秋升入北京大学,主修外国文学。
▲罗家伦
  罗家伦入学之初,顾颉刚与傅斯年已升入二年级,他们两个同住在西斋丙字12号宿舍。9月开学之后,罗家伦几乎天天去傅斯年宿舍:“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可见当时这个宿舍学术氛围相当浓厚,“颇有谈论之乐”。顾颉刚也正是在此时与罗家伦相识的。当时在罗家伦看来,顾颉刚“精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不善言辞。由于罗家伦与傅斯年的亲密无间,而傅斯年又与顾颉刚同寝室,罗家伦与顾颉刚也成了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这段交往开启了两人数十年的友谊。

  师生之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是当时北大学风的一大特色,这种风气在1918、1919年间最为盛行。傅斯年经过顾颉刚的推荐,转投胡适门下以后,胡适的家也就成了傅、顾、罗等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在这里,顾颉刚与傅斯年、罗家伦无拘无束地争论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诸多问题,不断碰撞出学术思想的火花。在胡适等人的鼓励与提携之下,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也很快成长为新文化思想的宣传者与实践者,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新潮》杂志的创办。
  1918年秋,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康柏清等为文学革命,进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号,在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的支持下,于1918年11月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并邀请胡适做他们的顾问。顾颉刚此时虽在苏州养病,但也密切关注着这项事业。因为这项事业的缘起本身就与他有很大的关系。傅斯年回忆当年创办《新潮》的缘由时就曾提道:“(民国)六年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徐彦之君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几个人每天是必要闲谈的。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颉刚的朋友潘介泉君,我的朋友罗志希君,常加入我们这闲谈。”可见,顾颉刚确实是《新潮》杂志最早的发起人与谋划者。至于《新潮》这一名称,则是由罗家伦提出的。
  《新潮》创设之始,傅斯年任主任编辑,罗家伦任编辑,顾颉刚虽人在苏州,也成为它首批入社的成员。并且经常给傅斯年、罗家伦去信提出各种意见,不断给予他们鼓励。如他在1919年1月16日的日记中曾记道:“写覆志希书,以社事相勖。”他于12月为《新潮》作了一篇文章《对于旧家庭的感想》,是《新潮》上刊登的第一篇批判旧家庭的文章。顾颉刚生怕所作文字被其父亲看见,故在文章中用了笔名“顾诚吾”。该文着重批判旧家庭中毒害、禁锢人们头脑的名分主义、习俗主义、运命主义,并抒发了自己这一年多来在家庭遭遇的悲愤与无奈:“旧家庭里因为没有是非,没有爱情,所以根本上不认有人格的存在。”这无疑是顾颉刚发自内心的感慨。
▲顾颉刚
  关于此,罗家伦后来回忆:“我着重于谈文学和思想问题,对于当时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评……颉刚的文字,多半是关于掊击旧家庭制度和旧社会制度,关于妇女问题,也有许多篇文章加以讨论,在当时大家以为是骇人听闻的话。”其中一篇《妇女人格问题》,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这篇文章后来传到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手中,傅便当即“示意蔡孑民,要他辞退了两个教员,开除了两个学生,就是当时所谓四凶”。妇女解放确实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罗家伦也曾在《新潮》第二卷第一号上写过一篇与之类似的文章,题为《妇女解放》,细致地分析了西方妇女解放的潮流与理论,并且对比中国妇女的实际地位与情况,强调必须实现男女平等的理由以及在中国实行的必要,其目的是探寻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罗家伦不仅文笔斐然,而且他的文字对许多社会现象都有一种非常深刻的理解与认识,这一点也是令顾颉刚非常钦佩的,为此,他常常向妻子殷履安推荐罗家伦的文章与观点。如对于上述那篇《妇女解放》,顾颉刚在1919年9月29日给殷履安的信中就迫不及待地向她引荐:“《新潮》二卷一号里,有罗志希的一篇《妇女解放与儿童公育》,很费心力做的;等下个月出版时,寄给你看。”又如,顾颉刚身边有个同学自杀,罗家伦曾在《晨报》上对此做过一篇评论,这篇评论的观点也使顾颉刚非常服膺。他在1919年11月21日给殷履安的信中提道:罗家伦在文章中指出:“现在新旧社会过渡的时代,有觉悟的人,随处都要感者困苦不安,容易走到自杀的一条路上去。补救他的方法,有三样:(一)确立新的人生观,(二)美术的生活,(三)朋友交际的生活。这三条是的确不差。”由此不难看出两人价值观之相近。

  尽管两人身处两地,但书信往来频仍。这一时期两人信件往来的主要内容大体是罗家伦邀请顾颉刚多向《新潮》投稿,并且希望顾回到北平后能多为《新潮》做事。尽管顾颉刚自己承认“对于《新潮》,可称是一个忠实的社员”,然而由于家里的琐事与自己的身体,他对于这项事业并不能“十分尽力”。面对罗家伦的一再邀请,顾颉刚对他承诺“下半年我到北京后,自然要在新潮社当些职务”,但“不愿当编辑更不愿做干事,而仅仅想做个编辑部的书记”,做纸上接洽的事情。而他本人回到北大以后初步的打算是“想此十年中作为休养时期,以自修为主,余暇作文发表,十年后便可以文字尽量地供给社会了。”可见顾颉刚虽然非常支持《新潮》的事业,但由于家庭环境以及自身因素,并不想太多地从事于这样的工作,他还是想以读书、学术为志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参加新潮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写文章。”
  不久以后,“五四”运动爆发,罗家伦在“五四”运动期间扮演了旗手的角色,他被推为游行时的三人代表之一,那份著名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也是由他亲笔起草。消息传到苏州后,顾颉刚极为关注,并于5月9日写信给罗家伦,劝其将风潮扩大:“现在我们所希望的,总得在根本上动一回……所以这回的事非得扩大不可,非得一根本解决不可。”为响应罗家伦等在北京发起的“五四”运动,顾颉刚也曾在家乡与叶圣陶、王伯祥等挚友多方联络,发起一份周报,名为《自觉》,不过最终因经费困难而作罢。顾颉刚不仅在思想、行动上努力与罗家伦保持一致,而且面对别人对傅斯年、罗家伦的攻击与诋毁,他也多方解释,为其辩护。顾颉刚在给好友叶圣陶的信中解释道:“孟真、志希被同学逐出,难保无这事,却亲近军阀的行为断断不可相信,他们若是这样的言行背谬、志气薄弱,我不但从今不敢相信他人,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了。”并且认为他们两人人品极为信得过:“我同孟真相识五年,同居一年,他的性情知道的很详细。对于志希虽相识不过一年,因他与孟真来往很密,所以也颇能知晓。他们两个直是《红楼梦》里的黛玉、晴雯,不是与他们友好的人没有一个不怨他恨他。孟真、志希两个人不消说得是绝不肯瞻顾世故的,他们见着不好的人不好的事就要加以评论——常人所谓之骂——攻击。”在他看来,罗家伦也是“生性直爽,与孟真竟难弟难兄”。顾颉刚同时也为他们感到一些惋惜:“他们两人都是天才,只以不善处世,闹得名誉受了污蔑。”
  “五四”风潮渐渐平息以后,1919年秋,傅斯年考取山东省庚款官费留学生,即将赴英留学。随即,新潮社改组,罗家伦接任《新潮》编辑的职务,也成了新潮社唯一的编辑,而顾颉刚也是其中的一名重要职员,负责代派、赠阅、交换等事项,这便更加拉近了两人的距离。1920年5月5日顾颉刚给罗家伦的回信表明罗家伦此前曾去找过顾颉刚。而此时罗家伦已受蔡元培的推荐,获得了实业家穆藕初提供的奖学金,即将于秋天赴美留学。罗家伦之所以在行前去找顾颉刚,意图非常明显,是想让顾颉刚接任《新潮》的主编,由此也不难看出罗家伦对顾颉刚的信任与器重。而这也能从顾颉刚写给妻子殷履安的信中得到证实,顾颉刚在1920年5月30日的信中这样写道:“两旬之前,志希到我寓里来,说他要出洋了,社事要我主持;允许代我京中谋事,问我要多少薪水才够用。”所谓两旬前,正是5月初。信中表明,罗家伦不仅将社事嘱咐给顾颉刚,而且还愿意代他谋求工作。
  然而这对于正在为家庭操劳且有志于学业的顾颉刚来说,确系无法承担的重任。顾不得已回了一封长信给罗家伦,将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家庭状况毫无保留地呈现在罗家伦面前,希望他能够理解。顾颉刚的这封信先从自己的家庭入手,表达了自己在家庭与学问之间无法协调的无奈:“我自问我好学之心,实在比别人强,几乎没一分钟不想到学问”,“我对于学问,既极躭深好,而家庭的不安,教我永远得不到学问”,“所以我对于家庭的处置,职业的追求,实在抱了无限的隐痛。没有法子,只好牺牲我个人的幸福罢”。
  后来的一句话透露出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我抱了这种的心思,从没有对人这般的说过。因为我自知学问浅薄,讲不到做事业。请你看了,也不要告人知道,增加我的惭愧。”可见顾颉刚把罗家伦引为知己,才将这一心中的计划向罗家伦和盘托出。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同人合影(右三为顾颉刚,右四为胡适)
  最后顾颉刚谈到了《新潮社》的事业:“我对于新潮社,自然极愿尽力。但文字上的尽力,终当待之四五年后。”而他希望目前所能担任的职务最好是介于编辑与书记之间:“我极愿做一个编辑上的事务员,做催稿、发稿、分件、作覆……至于编次文稿,及撰述文稿,我的学问实在及不来,只好缓几年再说。”即便如此,顾颉刚对于罗家伦所托付的重任还是应了下来。经过1920年10月28日的选举,担任第三届主任编辑的是周作人,而顾颉刚的职务是编辑,他由是与毛子水、孙伏园等一同挑起了《新潮》的大梁。他事后回忆:“1920年罗家伦也毕业了,编辑工作就交由周作人担任。周不是一个办事的人,《新潮》二卷虽然名义上由他主编,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过任何编辑工作,而主要是靠我们几个人支撑着。”

  由于即将毕业,罗家伦已有出国的计划,而自身安排尚未有着落,因此在信的最后,顾颉刚请求罗家伦代他与郭绍虞在学校中谋求工作,尤其希望能介绍他们在图书馆工作。为此,罗家伦曾多次写信给胡适,请其设法为顾颉刚谋一职务。如他在1920年5月31日给胡适的信中指出:“顾颉刚兄事前次蒙先生慨然允为设法,以完成他做书的志愿,是我很感激的。但是他的家庭,很想叫他回家去做事;若是不幸回家,他一生学问的前途糟了。所以我想请先生始终成全,快一点为他办妥;最好一方面在图书馆管理中文编目,一方面再为他在编译会弄一个三四十元的事体,以维持他的生活。颉刚的旧学根底,和他的忍耐性与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所以使他有个做书的机会,其结果决不只完成他个人求学的志愿,而且可以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这封信确实有效果。顾颉刚之所以能留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编目员一职,罗家伦无疑出了很大的力,这从顾颉刚给胡适的信中便能看出:“我的职事,承先生安排,使我求学与奉职融合为一,感不可言。薪水一事,承志希说及先生的厚意,更是感激。”这师徒三人的情谊在这数封往还信件中表露无遗。
  由上可见,无论是家庭烦恼,还是治学抱负,顾颉刚都很愿意向比他小一届的这位青年才俊去抱怨、诉说与分享。由此可见,罗家伦对这样一位挚友也是非常关心与敬佩的,对他的人生理想与学术抱负也非常支持与赞同,甚至愿意将《新潮》这项他与傅斯年等筚路蓝缕开创出的事业的担子让给顾颉刚来挑,尽管后来顾颉刚出于种种缘由而谢绝,但亦足窥二人情谊之一斑。
  由于顾颉刚中途休学一年,因此小他一届的罗家伦与他同时毕业。1920年秋,因蔡元培的“特达之知”,罗家伦依靠实业家穆藕初提供的奖学金于秋天出国,先赴美国再到欧洲,先后就学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主修哲学与历史等方面的课程,旁及民族学、教育学,从1920年到1926年前后一共历经六年,最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而顾颉刚之前虽有出国之打算,但由于诸多因素,还是留在国内从事学术研究。1920年从北大毕业,先后任职于北大图书馆、北大国学门、商务印书馆、厦门大学,担任过助教、图书馆编目员、教授等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他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在史学界刮起了“古史辨”的旋风,并因此名声大噪。
  此后罗家伦逐步踏入政界,而顾颉刚仍然坚持奋斗在他的学术事业与社会事业之中,两人渐行渐远,但凭借当日北大同学这一层“学缘”关系,每当顾颉刚的社会事业遇有困难时,罗家伦总能伸出援助之手。但由于性格秉性、人生追求、政治理念的差异,两人最终还是渐行渐远,直至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