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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钱牛牛 | 【特约专稿】抗战中郁达夫如何应对敌方的“问候”

          发布时间:2017年12月14日 12:00 来源:3315微猫网
            1940年间,正在新加坡宣传抗战的中国著名现代文学家郁达夫,意外接到一份来自敌国——日本的函件。函件传递的,是一位日本文艺评论家新居格写给郁达夫的公开状,且是原稿。转信来的日本东京《读卖新闻》,还“再三恳请,一定要……写一篇同样的答书。”这就让人颇难处置了。 ▲郁达夫  两国之间,正在交战。从军事实力看,当时的中国明显处于劣势,可文化工作,却给了全国抗战军民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今天看来,中国之所以能够顽强坚守到最后的“惨胜”,“中国不能亡,中国不可灭”的文化观念传播,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由此看,文化战场上,中国绝不弱于日本侵略者。在这样的时期,一个只能算是认识郁达夫的文艺评论家新居格,写出一封除去谈及文艺,还牵涉战争认识问题的函件,要求郁达夫回答,其间意蕴,还真费人猜疑。可寄来函件的《读卖新闻》,不仅“再三恳请,一定要……”还有信函原件(令人有胁迫感),还真是让人难于回复,却难能拒绝的境况。  这样的境况,聪慧的作家郁达夫当然领略得到。相对于他人,他却还需要恰当处理此事的作为。为此,郁达夫“曾经考虑得很久……”此事难于处理在于,若干脆置之不理,“恐怕将被人笑我小国民的悻悻之情,而无君子之宽宏大量……”可若去搭理他,或“私相授受,为敌国的新闻杂志撰文,万一被歪曲翻译,拿去作为宣传的材料呢?”这种两难境地,无论当时,还是今天看去,都能感觉到显明的人为设计味道。  可郁达夫勇于面对。他一不愿让此时敌国之人笑话“无君子之宽宏大量”,更不愿让其歪曲翻译,“拿去作为宣传的材料”。倘若如此,在郁达夫看来:“第一就违背了春秋之义;第二,也无以对这次殉国的我老母胞兄等在天之灵。”最后他决定,先把敌国人的来信翻译出来,然后仍然用中文答复。“披露在我自编的这《晨星》栏里,将报剪下寄去,庶几对于公谊私交,或可勉求其两全。”  郁达夫在回复信函之前,对相关情况作了一些说明:“因为从小的教育,是在敌国受的缘故,旅居十余年,其间自然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回国以后,在福州、上海、杭州等处闲居的中间,敌国的那些文武官吏,以及文人学者,来游中国,他们大抵总要和我见见谈谈。别的且不提,就说这一次两国交战中的许多将领,如松井石根、长谷川、阿部等,他们到中国来,总来看我,而我到日本去,也是常和他们相见的。”  熟悉郁达夫生平的读者知道,郁的读书教育,从中学到大学,在日本近乎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结交一批后来有头衔(将领)的朋友,也算得正常。不仅如此,因为创作,郁达夫在日本也形成影响。所以尽管“七七抗战事发,和这些敌国友人,自然不能再讲私教了;虽然,关于我个人的消息,在他们的新闻杂志上,也间或被提作议论。甚至在战后我的家庭纠纷,也在敌国的文艺界,当成了一个话柄。而《大风》上发表的那篇《毁家诗纪》,亦经被译载在本年度一月号的《日本评论》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大特辑上……”说这些,当然不是炫耀,只是说明日本方面报道自己的各种情况,甚至很私人的婚姻生活,都是有的。不过,在特定的情势下:“按之春秋之义,对这些我自然只能以不问的态度置之。”  这个新居格由日本报纸转寄来的,到底是一封怎样的书信呢?为求完整,郁达夫亲笔将其翻译过来——《寄郁达夫君》:  “我现在正读完了冈崎俊夫君译的你那篇很好的短篇小说《过去》,因此机缘,在我的脑里,又展开了过去关于你的回想。”《过去》,是郁达夫在1927年完成并发表的小说。作品写了一对早先认识的青年男女,在异地意外相逢。机缘似乎可以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但不可名状的心绪,失落、游离,谦卑或自怜,使他们在惆怅中离去。写这样的知识男女细微心理,是郁达夫的长项。新居格称赞该篇“很好”,也不算瞎捧场。  看来新居格与郁达夫并不算熟,他的回忆是“大约总有十几年”前说起:“还记得当时由你领导,去玩了上海南市的中国风的公园,在静安寺的那闲静的外国坟山里散了步;更在霞飞路的一角,一家咖啡馆里小息了许多时。……”郁达夫告诉新居格,这里是中国近代的知识界的男女常来的地方。在这次见面时,郁达夫说自己将去安徽大学教书,想讲的内容是《源氏物语》。这叫新居格“实在感到一种惊异”,因为他这位日本人,直到写信时也没有完全读过这部本国名著,由此他们还谈到了中国长篇名著《红楼梦》。不过郁达夫认为新居格读的《红楼梦》英译本译名“Dreams of Red Chamber”“实在有点不大适当”。  之后新居格还去过上海,可郁达夫头一天回到杭州,两人未见到。再后来郁达夫去日本,日本笔会开会,招待郁达夫和郭沫若,这个新居格“在席上又得和你叙了一次久阔之情”。他与郁达夫的直接交往,看来只有这么一点。叙旧是为说事铺垫,笔锋一转,新居格谈到了“正题”:  “中日战争(达夫按:敌人通称作‘日支事变’)起来了。你不知现在在哪里?在做些什么?是我常常想起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不会因两国之间所酿成的不幸事而改变的。这,不但对你如此,这是对我所认识的全部中国友人,都是同样的在这里想念。我真在祈祷着,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仍如以前一样,不,不,或者比以前更加亲密地,能使我们有互作关于艺术的交谈的机会。实际上,从事于文学的同志之间,大抵是能互相理解,互相信赖,披肝沥胆,而率真地来作深谈的;因为‘人间性’是共通的问题。总之,是友好,日本的友人,或中国的友人等形容词,是用不着去想及的。”  在中国遭到日本极其野蛮的侵略之中,在中国人民遭受肆无忌惮凌辱的情况下,一个日本小文人,来对一位中国重要文化人谈“互相理解,互相信赖”,甚至“披肝沥胆”“率真”深谈;因为“‘人间性’是共通的问题,总之,是友好的……”实在不对味,难能体味这样说话人的深层内心。可这位新居格还有高论:“总而言之,两国间根本的和平转生,是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的结纽,战争是用不着的,政策也是用不着的。况且,在创造人的世界里,政策更是全然无用的东西,所以会通也很快。老实说吧,我对于二十世纪的现状,真抱有不少的怀疑,我很感到这是政治家的言论时代。可是,这当然也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在那里。那就足以证明人类生活之中,还有不少的缺陷存在着。但是创造人却不能放弃对这些缺陷,而加以创造的真正的重贵,你以为这话对么?郁君!”  面对这样特殊时期,来自敌对国度人的信,郁达夫在前面介绍背景,谈及担心之后,抱着一种坦然态度,奋笔疾书起来:“在这两国交战中的今天,承你不弃,还在挂念到我的近状,对这友谊我是十分地在感激。”在不失风度的客套之后,郁达夫将话题转到了大处:“诚如你来书中所说,国家与国家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个人的友谊,是不会变的。岂但是个人间的友谊,我相信就是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地存在着。”接下来,郁达夫介绍了一个实例:“日本的有许多因参加战争而到中国来的朋友,他们已经在重庆,在桂林,在昆明等地,受到我们的优待。他们自动地组织了广大的同盟,在演戏募款,营救我们的难民伤兵,也同我们在一道工作,想使真正的和平,早日到来。他们用日本话所演的戏,叫做《三兄弟》,竟也使我们的同胞看了为之流泪。新居君!人情是普天下都一样的。到了今天,到了这杀伐残酷的末日,也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新居格的信,掩掩隐隐,虚虚实实,存一种有意不让人清晰的含混。郁达夫复函,坦荡明亮,自然一股正义之气。看他谈友谊,不仅相识的个人,还有民众。有论述,有实证,这就更广大了。对人性的识见,立意极高,深切许多,比之新居格,境界判然有别。  在新居格,似乎对郁达夫处境很关切,可郁达夫却回复说:“日本国内的情状,以及你们所呼吸的空气,我都明白;所以关于政治的话,关于时局的话,我在此地,可不必说。因为即使说了,你也决计不会看到。”熟识日本国的郁达夫,知道其国内不可能有真相告知民众,所以特别先伏一笔。至于中国情状:“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老百姓(民众),却因这一次战争的结果,大大地进步了。他们知道了要团结,他们知道了要艰苦卓绝,忍耐到底。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他们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战争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进行。飞机轰炸下所丧生的,都是他们的父老姊妹。日本的炸弹,提醒了他们的国族观念。”在此,郁达夫撇开了新居格的个人情感的有限点,代表着最大多数普通国民,诉之以大义,表达信念与决心。 ▲郁达夫(右)与郭沫若(中)、斯诺(左)  郁达夫又说到了自己:“就以我个人来说吧,这一次的战争,毁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阳的田园旧业,夺去了我七十岁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经在上海会见过的胞兄;藏书三万册,以及爱妻王氏,都因这一次的战争,离我而去了;但我对这种种,却只存了一个信心,就是‘正义,终有一天,会来补偿我的一切损失。’”郁达夫的信念和决心,他借一本书中人物来表达:“我在高等学校做学生的时代,曾经读过一篇奥国作家Kleist做的小说《米舍尔·可儿哈斯》,我的现在的决心,也正同这一位要求正义至最后一息的主人公一样。”在新居格的信里,谈到这次侵略战争,避开实际,只从所谓“友谊”“人间性”来虚说。可战争就是战争,郁达夫的母亲,胞兄,都在这场战争中丧失了性命,人间怆痛,还有比这更深切伤心的吗?由这种现实获得的信念决心,坚定而强烈。对比看去,新居格的那些“互相理解”“互相信赖”“披肝沥胆”词汇,岂不显得太轻易,虚浮,说得有些不负责任,甚至不着边际吗?  接过新居格信中的话,郁达夫将内容落到了中国知识阶级身上:“你来信上所说的‘对二十世纪现状的怀疑’,‘人类生活还有很多缺陷’,‘我们创造者应该起来真正补足这些缺陷’,我是十二分的同感。现在中国的许多创造者们,已经在分头进行了这一步工作。中国的文艺,在这短短的三年之内,有了三百年的进步;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差不多个个都已经成了实际的创造者了。你假使能在目下这时候,来到中国内地(战地的后方),仔细观察一下,将很坦白地承认我这一句话的并不是空言。”  接下来,郁达夫带有相当底气地说:“中国所持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差的是人心的不良。可是经过了这次战争的洗礼,所持的更发挥了它们的威光……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郁达夫当然知道,这位日本人的来函,背后带着对中国人民战争承受能力的不良意图的探测,所以他直言:“新居君!你以为我在上面所说的,都是带着威胁性的大言壮语么?不,决不,这些都是现在自由中国的现状,实情。不管这一篇文字,能不能达到你的眼前,我总想将现在我们的心状、环境,对你作一个无虚饰的报道。一半也可以使你晓得我及其他你的友人们的近状,一半也可供作日本的民众的参考。”这是当时中国人真正的精神状态。可从新居格信函中可知,他(包括绝大多数日本人)是不知道的。故此,郁达夫不无讽喻地补上一句:“看事情,要看实际,断不能老蒙在鼓里,盲听一面之词,去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当。”  郁达夫诉之民族大义之余,当然还有情谊。回复的最后,他谈到了与日本友人交往,以及代表日本政权的警察厅的情状:“最后,我在日本的友人,实在也是很多的;我在四年前去日本时受到的诸君的款待,现在也还历历地在我的心目中回旋。尤其是当我到了京都,一下车就上了奈良,去拜访了志贺直哉氏,致令京都的警察厅起了恐慌,找不到他们要负责保护的旅客一层,直到此刻,我也在抱歉。”  回信结语,郁达夫顺着新居格不清晰的言语指向说:“因覆书之便,我想顺手在此地提起一笔,敬祝那些友人们的康健。至于你呢,新居君,我想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的。在那时候,我想一切阻碍和平,挑动干戈的魔物,总已经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狱里去了。我们将以赤诚的心,真挚的情,来谈艺术,来为世界人类的一切缺陷谋弥补的方法。”  不论怎么看,在1940年这个时间点上,收到新居格的这封信,都有些蹊跷。自1937年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以来,整体看去,中国处于守势,劣势,但由于中国军民的有力阻击,日本也并没有达到他们快速吞并中国的目的。正在一个敌对国之间胶着状态下,一个日本文人,通过东京的《读卖新闻》,寄给中国著名文化人一封“再三恳请,一定要”回复的函件。说实在的,读了郁达夫翻译新居格的信,并没有使人觉着其中有非回复不可的急迫内容,没有当下局面中大是大非必须刻不容缓讨论的问题。这就形成难题,你若不回复,似乎就有失礼之嫌;若回复,其间文字,无论翻译歪曲或断章取义,郁达夫都难能辩白此时发表在敌国报刊上效应。我们不愿怀疑这其中有何阴谋,但一再要求回复,却并无回复必要内容的函件;以及郁达夫认识,熟悉的,有多位日本文学界有影响的人都没有出面,只让一个仅见过郁达夫一两面,对郁并非熟知的人来致函,并强求回复。无论怎么看,都不够正常。  文化是一种说起来有些虚,可表现却相当具体的人的现象。你看,一封信,回是不回,其间竟藏有如此繁复,费人思索的考量。所幸在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面前,这实在不会形成大的问题。他首先将敌国人来函翻译出来,然后对照回复。来函闪避含糊,郁达夫回复直接明晰;来函用一些在和平状态下的“理解”“信赖”“人间性”“友好”等虚泛词汇,郁达夫却以有日本人也参与“我们的工作”的事例来说明真正的“正义感”“人道”“天良”这些“颠扑不破的真理!”用自己老母,胞兄死于战乱,图书被毁,妻离子散的惨痛实例,来表达对“正义”的渴望和追求。来函表面似乎言及着个人间的情感,郁达夫回复却充满整个民族凛然的“春秋之义”……一读之下,高下立判。文化当然不是为了去争什么“高下”,可大义当前,有些东西你不得不辩,不得不居高临下,体现文化的深厚,骨骼的坚韧,节操的高洁……  这篇包括郁达夫解说,新居格原信,郁达夫回复的完整文章,最后以《敌我之间》的明确题目,发表在1940年6月1日、3日的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副刊上。此文应当寄送到日本国内。但从有限的资料上看,似乎没有见到翻译文章在该国面世。我们希望它已经翻译发表,因为发函者和转信来的《读卖新闻》“再三恳请”……不过不发表也不算意外。郁达夫的回应,并非他们所企望,这是一目了然的事!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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