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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钱牛牛 | 皇帝们的检讨书:言不由衷者居多,真心认错的很少

          发布时间:2017年11月17日 12:00 来源:3315微猫网

          摘自《写在历史的边上》东方出版社2017年1月,经出版社授权转载。
          传统政体是君主专权(秦以后是皇权专制),这种前提下的政治学思考如何保障君主执政不出大问题时,儒家总结出三点:闻过、罪己、改过。要求君主应该具备这种品质。这是儒家对统治者的期待,对皇权专制多少也是一个约束,但这种约束是软弱无力的,儒者的期待也往往落空。皇帝不认错,不改过,谁也没辙。就是认了错,向天下发布了“罪己诏”,也只是等因奉此,官样文章,言不由衷者居多,真心认错的很少,过后能改的更是凤毛麟角。
          罪己诏
          “罪己诏”是中国传统中极富特色、独家专有的政治现象。
          “罪己诏”是皇帝在国家出现了严重问题或者施政犯了重大错误时向皇天,也是向老百姓做的书面检讨。它源自君王对于自己责任和失责的确认,这件事儿在上古是不成问题的。那时国家小,社会风气淳朴,君民相隔尚不太远,君主的职责相对较为明确,出了问题,人们都在看着,想赖也赖不掉。推诿责任则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最高统治者做了坏事赖账,上天示警也视而不见,这在民众之中就丧失合法性,是很容易倒台的。《左传》中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把赖不赖账、认不认错视作政治优劣的指标,这逐渐成为一种机制,作为君主专权的补充。
          萧瀚根据“二十五史”进行的统计显示,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汉朝15位、三国3位(曹魏1位、孙吴2位)、晋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辽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遗留下诏书全文的大约有二三百篇。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退回来又想继续当中华民国终身大总统,为此还下了一份《罪己诏》,这是历史上最后一份。它以喜剧方式为《罪己诏》划上了句号。
          汉文帝
          过去史评认为第一位下罪己诏的是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因“水旱疾疫之灾”连年歉收,文帝下诏自责(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这被认为是传世的第一篇罪己诏。其实,史籍中并没有说这是罪己诏,《全汉文》称此文为《求言诏》。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他颁下诏书有二三十篇,多有自责之意,包括他的遗诏,风格大类相似。如果不是循名求实的话,春秋时期秦穆公的《秦誓》才是第一篇完整的《罪己诏》。
          值得一说的《罪己诏》
          感情深挚的检讨文字——《秦誓》
          史书说“禹、汤罪己”,但没有具体文字传世,而《秦誓》收在《尚书》之中,而且是“今文本”中,没有造伪的嫌疑,事情的前因后果在《左传》中也有很翔实的记载。
          秦穆公
          秦国本来是西方边陲小国,被视为野蛮,不得参与中原诸侯朝聘。经秦襄公、文公、武公、德公等数百年的经营,秦国日益强大。为了改变秦的身份地位,秦穆公继位后特别重视与相邻的晋国交好。春秋中叶,晋是诸侯中的老大,秦穆公娶晋献公之女为妻,目的在于挤入“世界文明体系”。然而晋献公身后,晋国内乱,秦积极插手,可惜里外不讨好,两国甚至发生战争。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7)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去世,他是在秦穆公支持下返晋为诸侯的,后晋文称霸,秦晋关系貌合神离。秦想乘晋有丧事之机偷袭郑国,挑战晋霸主地位。秦国元老蹇叔反对,秦穆公不听。当部队出发时,蹇叔到军前哭送其子,断定他们必败死于殽山。穆公大怒,痛骂蹇叔。结果蹇叔预料成真,晋在殽大败秦军,孟明、西乞、白乙三帅被俘。后晋襄公听文公遗孀文嬴(秦女)劝告,释放了三帅。秦穆公亲自到城郊迎接这些残军败将,但并未责备他们,而是深刻自责,表示认错、忏悔。这便是《秦誓》的背景。
          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犹询兹黄发,则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崇怀,亦尚一人之庆。”
          《秦誓》行文自然平实,读者感到这是一篇真心实意的检讨。文章开门见山,痛陈决策的错误。他从人性说起,“责备别人不是难事,难的是,像流水那样顺畅地接受别人的批评”。此时秦穆公已经执政三十余年,年龄约近花甲,他的打入中原的理想还未实现,又犯如此严重的错误,“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我的忧虑很多,光阴白白流逝,再也不会回来)。
          秦穆公的“罪己”不单纯因为损兵折将,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初即位时的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精神(蹇叔就是百里奚推荐、从宋国请来的)。“我垂询老成的谋士,他们不肯迁就,我不高兴;而一些顺着我的想法提供意见的谋士,我便觉得亲近”。他进一步检讨说“对于那些巧言如簧,善于谗毁,使正人君子陷入困境的,我却能与他们相处。”都知道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但从感情上人还是爱听奉迎话。然而有作为的政治人物就不能这样。秦穆公说,我经过深思,体察各种不同的臣下。有这样一个臣子,他精诚专一、没有其他技能,但却胸怀宽广而能容人;别人的能力,他视为己有;喜爱优良之士,这种喜爱发自内心,超越了他的口头称道。用这样的人主政,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为他们造福。与此相反,嫉妒、厌恶有能力的人,心胸狭窄、阻挠哲人贤士,使其不能为君王所用。用这种人主政,不能保护子孙、黎民,还会带来无穷祸患。最后秦穆公总结出来:国家的危险不安,因为用了这个坏人;国家的繁荣安定,是由于善人之赐!
          秦穆公的“罪己”有两点,一是听取不同意见问题,二是用人问题。专制制度是人治,在“人治”之下,这两点是永恒的问题,也是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人”是有弱点的,诗云“具曰予圣”,其实没有全知全懂、永不犯错的圣人。把治理寄托在明君贤臣上现在看来是十分可笑的,但中国人就这样幻想了两三千年。
          秦穆公的“罪己”与禹汤等古人有很大区别。禹、汤罪己,是因为职责有亏,首领必须承担罪责,而秦穆公检讨的是错误耽误了自己的大计。
          汉武帝政策转向的标志——《轮台罪己诏》
          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有两个,一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一是唐德宗的《兴元罪己诏》。
          随着电视历史剧的热播,汉武帝成为荧屏名人,《轮台罪己诏》也广为人知。微博上有些小青年还认真地讨论,并提问:你若是汉武帝会下此诏吗?大多回答“不会”。
          汉武帝画像
          汉武帝青年继位,力图超越乃祖乃父的“文景之治”。他在位五十余年,扩大了朝廷的影响力,使“汉”成了“大汉”。对外,汉武帝攻打匈奴、开通西域,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在内,出游封禅,祀神求仙,造宫殿、苑囿,挥霍无度,糜费无算。为此加重了对百姓的盘剥,大大削弱了国力。为了加强皇权专制,汉武帝肆行暴政,滥杀朝臣名将。文帝废除了“诽谤妖言罪”,汉武帝又重新捡起,甚至发展到了“腹诽罪”。大农令颜异因对币制有异议,未敢言,只是嘴唇嚅动,就被指为“腹诽”(内心不满),处死。汉武为人多疑,诛杀无度,动辄诛灭三族、九族,血流成河,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株连者有数万人。汉武晚年,下有百姓造反,内有摆不平矛盾,再加上李广利远征失败,十六万大军全军覆没,举国愤怒到极点。老谋深算的汉武帝悲哀、悔恨、恐惧交加,感到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是不行了,于是有了这篇《轮台罪己诏》。
          这篇“罪己诏”也不像后世写作规范的诏书,大体上是个皇帝口头检讨的笔录(现在流传的《轮台罪己诏》是《汉书·西域传》与《资治通鉴》拼合本,下面所引《汉书》不载,仅见《资治通鉴》。):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皇帝高高在上对群臣讲,既像在作检讨,又像发出最高指示。表示以后要改变政策,改弦更张。以前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不可追悔”,意思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以后不再伤害百姓也就是了。除了这段以外,《汉书》所载诏书的主要内容都是就事论事。如第一部分讲,有司请求派人远戍轮台(乌鲁木齐西南600公里),为此全国每人加税30钱,汉武帝不同意,因为当年打车师的军队给养跟不上,死了许多人,何况轮台还在车师以西千余里。第二部分讲李广利北征匈奴的决策过程与失败原因。其中既有无可奈何的悲哀,也不乏自我辩护之词。最后是公布政策“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清除横征暴敛,鼓励百姓努力务农,搞好民间养马替代赋税徭役,以解决马匹短缺(意为不必再到西域弄马了)。
          《轮台罪己诏》的出笼意味着汉武帝武力扩张和暴力施政方针的转变,原来的方针推行不下去了,祖宗积累下的钱花光了,老百姓被搜刮得活不下去,也起来造反了,因此只有改变政策,国家才不会出大乱子。对此,英雄过、风光过的汉武帝也只能唤奈何!《轮台罪己诏》的基调就是无可奈何。后世文人把方针转变看作汉武帝“革命意志衰退”,如龚自珍的:
          少年虽亦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武皇。
          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
          如果这不是龚自珍的夫子自道,用来评断汉武帝晚年不免有点隔靴搔痒。
          陆宣公代笔的《罪己诏》
          五十年代初逛旧书店常见有多种版本(大多是廉价的石印本)的《陆宣公奏议》。唐代陆贽谥为“宣”,他用骈体文写的公文,包括为朝廷代笔的文件(古代文人把为皇帝、为达官贵人所代笔文章也都收入自己集子里),对偶齐整,音韵协调,语言流畅,有气势、有感染力。民国时的文牍大多还是骈体,因此,陆贽奏议简直就是法帖,为书记官(秘书)们所模拟。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在北京师范学院(现在首师大)讨论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会上北大的季镇淮先生说:“古代把政治与文学关系结合最好的就是陆宣公。”古人坚信“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即使是政治文件也很重文采,不过那时是政治文学化;而现时所要求的是文学政治化,两者不同。陆贽为德宗起草的《罪己诏》文采斐然,是罪己诏的典范之作。
          唐德宗
          安史之乱后,朝廷权威每况愈下,藩镇割据、拥兵自重,河朔三镇完全处在半独立状态。德宗继位后决心重建权威,不承认藩镇世袭权力,成德、魏博等四镇起兵叛乱。建中四年(783),德宗抽调关内诸镇兵去平定叛乱,泾原镇兵因未及时得到犒赏而发生哗变,攻进长安。德宗狼狈逃到奉天(陕西乾县),首都再度沦陷,叛军立闲居在家的朱泚为帝,天下大乱,称王称帝者众。德宗困守奉天,缺衣少食,人心离散;朱泚力攻奉天,奉天数度告危。德宗一筹莫展,与守将浑瑊对泣。在这种情况下,翰林学士陆贽劝皇帝大赦天下和发布罪己诏,德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于兴元元年(784)元旦发布了《罪己大赦诏》:
          立政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
          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
          痛心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佑,人祇协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远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用加虚美,以“圣神文武”之号,被蒙暗寡昧之躬,固辞不获,俯遂群议。昨因内省,良所瞿然。自今已后,中外书奏不得言“圣神文武”之号。
          今上元统历,献岁发祥,宜革纪年之号,式敷在宥之泽,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咸以勋旧,继守藩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一切并与洗涤,复其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宣谕。朱滔以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永念旧勋,务存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除泚外,并从原宥。应赴奉天并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身有过犯,减罪三等,子孙过犯,减罪二等。先税除陌、间架等钱,竹木茶漆等税,并停。奉天升为赤县。
          上引出自《旧唐书》,是经过史臣删削的。《唐大诏令》的文本较长、陆贽《翰苑集》的原始本最长。这个删节本还是不错的,它抓住了认错、反省和改过(调整政策)三个主要问题,把问题说透了。
          当德宗被围在奉天城里,常用野菜充饥;朱泚高踞乾陵之上(乾陵在小山丘上)饮酒作乐,俯瞰奉天城内,指点城内,笑骂侮慢,平日高高在上的皇帝,情何以堪?其恐惧、痛苦、悲哀、悔恨集于一身。此时,怎么痛骂自己的过去也能接受。
          诏书的第二段就是他的检讨词。本来皇帝都是“天奉仁德”“天纵之圣”(天生圣明)的人间极品。此时也要痛骂自己生长在深宫之中,无知无识,不了解农民的艰辛(农业社会,首先要向农民赔罪);而且没有同情心,不体恤征战给士兵役夫带来苦难(向参战人员道歉)。没有仁智的政治就是暴政、乱政,朝廷横征暴敛,百姓“转死沟壑”,最后“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搞得天下大乱,宗庙焚毁,上对不起祖宗,下有负于黎民百姓。皇权的合法性就建筑在这两条上。如此检讨就是说自己不配做皇帝君临天下。
          第三段是认罪悔罪,表彰那些拥戴他、与他同患难的文臣武将,军民百姓。并辞掉大臣给他上的尊号“圣神文武”。在未删节的发布本中还有“体阴阳不测之谓神,与天地合德之谓圣。顾惟浅昧,非所宜当。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乱,今化之不被,乱用是兴,岂可更徇群情,苟膺虚美,重余不德”这样的句子。痛责自己,斥责那些使自己惭愧的“虚美”。
          诏书中除了“罪己”外,还有大赦,此时他是“尽量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面只放在称帝、攻打奉天、破坏乾陵(唐高宗、武则天的合葬墓)的朱泚。其他作乱的一律赦免,以表示错在自己,不能过多地惩办他人。
          上古君主源于氏族的头人,民众既尊重他们的权威,也明白他们对自己应负的责任,所以才会有商民把汤奉上祭台之举。待国家规模越来越大,君主权威越来越绝对,君主享受权力放弃职责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到了“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的时候,君主离皇帝不远了。皇帝是只许崇拜不许訾议的圣物。他做错了事,不管这个“错”有多大,只要稍许忏悔,臣民无不感激涕零。宋代魏了翁就说“感民之事非一,而诏令莫先焉”。德宗的罪己诏一发表“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翰苑集序》)。领兵在外的李抱真入朝对德宗说“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是官员们奉迎还是实在的“人情”?也许两者都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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