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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钱牛牛 | [专辑]魏斌:五条诏书小史

          发布时间:2017年11月23日 12:00 来源:3315微猫网
          “出土文献与战国秦汉地方行政研究新境”专辑
          按语:制度史作为传统的史学命题,得到几代学人浓墨重彩的书写;但由于史志中有关地方制度的记载匮乏,研究多集中于中央。上世纪后半叶至本世纪初,是全国各地楚、秦、汉、吴、晋简牍“爆炸式发现期”,相当一部分简牍为郡县行政系统或与之平行的屯戍系统文书档案,为战国秦汉至三国西晋地方行政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借助出土简牍,配合石刻、铭文、封泥、印章、壁画等材料,重新思考基层行政相关问题,已经有诸多学者提供了示范性研究。有鉴于此,先秦秦汉史公众号拟于4月下旬推出“出土文献与战国秦汉地方行政研究新境”专辑,推介相关研究成果。期待各位前辈、同道支持!
          专辑顾问:邹水杰,专辑策划:游逸飞、徐畅,专辑编辑:李凯凯、姚磊。

          五条诏书小史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魏斌
          一 从郴州出土西晋诏书简说起
          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十二月,向郡国颁布了一道意在申饬地方吏治的诏书,包含五项内容,故被称作“五条诏书”。《晋书》卷3《武帝纪》记其事:
          十二月,班五条诏书于郡国: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本条记事最早见于王隐《晋书》,文字基本相同,惟第二条作“勤民”,第四条作“敦本息华”。[1]以上即是关于泰始五条诏书的全部信息。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两百年后的萧梁和北齐制度中,却出现了五条诏书的身影。如梁代元会仪:“尚书驺骑引计吏,郡国各一人,皆跪受诏。侍中读五条诏,计吏每应诺讫,令陈便宜者,听诣白兽樽,以次还座。”[2]北齐元会仪:“班五条诏书于诸州郡国使人,写以诏牍一枚,长二尺五寸,广一尺三寸,亦以雌黄涂饰,上写诏书。正会日,依仪宣示使人,归以告刺史二千石。”[3]北齐早已是使用纸的时代,五条诏书显然是特意写于木牍之上,具有浓厚的典礼色彩。《隋书》卷9《礼仪志四》并录出了北齐五条诏书的具体内容:
          一曰,政在正身,在爱人,去残贼,择良吏,正决狱,平徭赋。
          二曰,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其劝率田桑,无或烦扰。
          三曰,六极之人,务加宽养,必使生有以自救,没有以自给。
          四曰,长吏华浮,奉客以求小誉,逐末舍本,政之所疾,宜谨察之。
          五曰,人事意气,干乱奉公,外内溷淆,纲纪不设,所宜纠劾。
          渡边信一郎指出,除第三条“文字没有直接对应”以外,北齐五条诏书的要点与泰始五条诏书几乎完全相同。[4]其实第三条的“六极之人”,就是指缺乏照料的孤寡病人,两者要点同样是对应的。[5]问题是,泰始五条诏书班宣于十二月,从时间上说并非元会。这就带来一些疑问:泰始五条诏书本来的性质如何?为何会演变成为元会沿用的礼仪性诏书呢?这种变化又是何时出现的?要回答这些疑问,需要进一步确认北齐五条诏书与泰始五条诏书究竟只是要点对应,还是文辞完全一致?由于两种《晋书》记事均十分简略,其他文献又未见五条诏书内容,这个问题几乎已无法确知。
          令人惊讶的是,2003年郴州苏仙桥出土的西晋简牍中,竟意外发现了五条诏书残文,使相关的比对和分析成为可能。这批简牍仍在整理之中,而就在已刊布的少量简文中发现了五条诏书的踪迹。具体是以下几支简:[6]
          1-15 诏书人事意气干乱奉公外内溷浊纲纪不
          3-4 誉舍本要末政之所疾所宜谨察
          3-6 诏书民生在勤勤则不遗游业惰农鲜不为
          将这三支简与北齐五条诏书对照,就会发现简3-6与诏书第二条、3-4与第四条、1-15与第五条几乎完全对应。而第二条开始的“人”字显然是避唐讳所改,“民生在勤,勤则不遗”之后竹简多出“游业惰农鲜不为”等字,根据这些迹象判断,《隋志》所录北齐五条诏书同样是有删节的。不过已经可以确认,北齐五条诏书就是泰始五条诏书。[7]这是令人感到惊奇的。一件西晋建国初期发布的申饬郡国守相诏书,两百多年后几乎原封不动的被用作元会时的礼仪性诏书,写于“雌黄涂饰”的木牍之上,年复一年的班宣于郡国使人,由他们带回地方。泰始五条诏书究竟性质如何?为何如此受重视?
          在已公布的郴州晋简中,还有一支简尽管在北齐五条诏书遗文中没有对应文字可寻,但从内容上推测也应属于五条诏书:
          3-8 焉若乃宽猛失中民散政莣交私事末
          如果仅从文字判断,这支简究竟属于五条诏书中的哪一条,是不太明确的。不过,同样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支简的内容竟完整的见于《文馆词林》卷691所录《西晋武帝戒郡国上计掾史还各告守相敕》:
          敕:夫兴化之道有常,而化成之功相背,由于司牧所修之务异也。二千石剖符于外,赋政千里,宜直道正身,以清简为先,发崇教本,明慎用刑,纳之轨物,训之义方,除其灾害,阜其财求,使安土乐业,而礼让兴焉。若乃宽猛失中,人散政荒,交私事末,释实修名,匪唯兹损流于百姓,国有黜陟,其将从之,无日不显,勿谓不闻。虚心候旦,听四方之政刑,其明宣诏喻旨,使咸知朕意。[8]
          简3-8中的“民散政莣”,敕文作“人散政荒”。“人”字是避唐讳,“荒”、“莣”之差,究竟是传写差异还是释文有误,由于未见图版还不好判断。不过,简3-8属于这道敕文是很明确的。敕文申饬的对象是郡国守相,其中又有“直道正身”之语,因此可以认定敕文就是五条诏书第一条的内容。如果这个推测不误的话,敕文显然也有删节,除了其后的四条内容外,还省略了第一条中的“去残贼、择良吏、正决狱、平徭赋”等。[9]《文馆词林》的编纂目的是为了文学需要,删去这些具体行政内容是很正常的。
          在上述几支简中,只有简1-15同时公布了图版,从中可以明显看到编绳位置留下的空白。由此判断,这些简原先是属于一个诏书册。从1-15、3-6来看,这个诏书册在书写时有特定格式,即每条开始时都冠有“诏书”二字。[10]而从《文馆词林》的定名来看,诏书中本来还应该有“郡国上计掾史”、“还各告守相”等内容。因此,郴州发现的五条诏书简可能是由上计吏携回的。这一点从郴州晋简中的大量内容均与上计活动有关,可以获得进一步的佐证。如以下两支简:
          1-68 桂阳郡上城邑户口田租绵绢贾布计階上书
          2-57 伏遣上计掾赍谨上臣君惶恐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郴州出土的五条诏书册是由上计吏携回的话,与泰始四年“班五条诏书于郡国”的记事似乎不符。[11]而《晋书》卷3《武帝纪》在泰始四年十二月班五条诏书事后,紧接着又说:
          五年正月癸巳,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其休假者令与父兄同其勤劳,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
          括号内的内容系据《晋书》卷26《食货志》补充。这个“申戒”更完整的内容,则见于《文馆词林》卷691《西晋武帝戒计吏敕》:
          敕:顷者年谷不登,朕用夙兴晏寐,未常能违。夫阴阳不和,水旱不时,此朕之不德也。若乃地利人事,或有未尽,是谁之过与?郡国守相,各以贤材莅官,百姓不足,将何以上称朕意,下济黎庶邪?诸应课田,为尽力南亩不?在军休假者,为皆戮力亲农,与父兄伯叔同其勤劳不?豪右贵戚,役细人以损农作不?凡如此类,及逐末舍本,游食商贩之徒,皆人蠹患,王政之所禁也。二千石长吏不以此为忧,朕将谁与为化?掾史皆股肱本郡,奉计于王朝,故亲喻意,还各使守相知此指,明察属城。对身以率之,亦有申敕。监司峻明其法,如怠慢国宪,不念䘏功于人,将议事制法,岂任常刑而已哉,可不勉与。
          《武帝纪》和《食货志》所记要点,显然是摘录改写这件敕文内容而成。这次“申戒”发生于正月元会,内容与五条诏书明显不同。不过,两者的申饬对象都是郡国守相,也均由上计掾史传达,“还各使守相知此指”,功能上似乎有相当的重合。[12]按照北齐制度来说的话,上计吏携回的应该是元会戒敕,不应该是十二月“班下”的诏书。这个矛盾究竟该如何理解呢?泰始四年十二月的五条诏书究竟是什么性质?郴州出土的五条诏书册,是西晋太康十年平吴后再次“班下”的诏书,还是由上计吏携回的礼仪性戒敕?很显然,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梳理上计吏戒敕的演变史。
          二 五条诏书与元会戒敕
          关于上计吏戒敕的授予及其演变过程,管见所及仅有渡边信一郎在考察汉唐元会礼仪时有过深入的分析。他将上计吏在京城的活动区分为“实务行政”即主管部门受计和“元会礼仪”两个阶段,并据此认为:
          前汉到后汉时代在丞相、司徒府等上计场所举行的敕戒授予,至后汉后期开始与元会的上计吏谒见仪礼相结合。这一点在后来的西晋《咸宁仪注》中得到了确认。此外,另有西晋武帝对地方长吏颁布的五条诏书。五条诏书后来虽有一些文字上的变化,但基本上被继承下来。在六朝后期的南朝梁和北齐的元会上,与上计吏谒见敕戒仪礼结合在一起。《咸宁仪注》中兴起的仪礼,得以更具体地展开。[13]
          根据他的理解,汉代原本在“实务行政”阶段进行的敕戒授予仪式,东汉后期开始已经与元会礼仪相结合,至西晋《咸宁仪注》则明确成为制度。而本来与上计活动无关的泰始五条诏书,六朝后期则成为礼仪性的元会戒敕。这些意见是很有启发的。不过,仔细分析起来却还有若干疑问。首先,东汉后期的元会是否有戒敕授予仪式,这一点并无史料可以证实。其次,如果西晋初期继承这一做法的话,为何会有《文馆词林》所记五条诏书和泰始五年正月申戒两种上计吏戒敕存在?再次,五条诏书是否一直到六朝后期才被用作元会戒敕?如果是这样的话,始作俑者为何会选择与上计活动本没有关系,且相距已有两百余年的泰始五条诏书,而不是时代较近的上计吏戒敕范本?
          文献中关于汉代上计活动的资料比较贫乏。[14]尹湾汉简《集簿》的出土,解决了地方官府上计簿制作的一些问题,[15]但朝廷受计、遣计程序仍然有很多不明之处。相关史料中最重要的是《汉旧仪》的两条记载,其一是:
          御史大夫敕上计丞长史曰:“诏书殿下布告郡国:臣下承宣无状,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长史到郡,与二千石同力为民兴利除害,务有以安之,称诏书。郡国有茂才不显者言[上]。残民贪污烦扰之吏,百姓所苦,务勿任用。方察不称者,刑罚务于得中,恶恶止其身。选举民侈过度,务有以化之。问今岁善恶孰与往年,对上。问今年盗贼孰与往年,得无有群辈大贼,对上。”[16]
          渡边信一郎指出,从御史大夫官名判断,这件诏敕应发布于西汉时期。[17]不过,按照我的理解,这条史料从性质上说并非诏敕,而是一份记录御史大夫敕戒上计吏的“礼仪范本”。具体来说分为两个环节,其一是宣读上计吏戒敕,敕文到“务有以化之”结束;其二则是“问”和“对上”。从“问”的两个问题来看,只是象征性的询问,并不涉及具体审核。[18]值得注意的是,《汉书》卷89《王成传》说:“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这是西汉宣帝时期的事。[19]从“诏使”一语看,问“政令得失”,本来可能不在丞相御史大夫的职责范围内。从这一点判断,这件“礼仪范本”或许是宣帝以后出现的。
          西汉时期受计活动一般在丞相府进行。《汉书》卷89《黄霸传》载宣帝五凤三年(前56年)张敞奏文,详细记述了丞相府受计的场景:
          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吏守丞对时,臣敞舍有鹖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鹖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问上计长吏守丞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雀。”后知从臣敞舍来,乃止。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
          这一场景的核心就是“问”与“对”。由于丞相黄霸注重教化,在上计吏问对次序上显著的体现了这一点。张敞在奏文中对此表示了担心:“长吏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为了解决这一可能产生的弊病,他建议说:“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义法令捡式,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恶。”这个建议得到宣帝的同意:“天子嘉纳敞言,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这种“侍中临饬”,性质上与后来元会仪式的“侍中读诏”相同,但显然是临时举措。由此可知,宣帝时期元会“申戒”上计吏尚未形成制度,受计、覆问和宣敕,均是在主管部门受计阶段进行的。《汉旧仪》的另一条上计材料中对此有更清楚的记述:
          哀帝元寿二年,以丞相为大司徒。郡国守长史上计事竟,遣公出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记室掾史一人大音读敕毕,遣敕曰:“诏书殿下禁吏无苛暴。丞史归告二千石,顺民所疾苦。急去残贼,审择良吏,无任苛刻。治狱决讼,务得其中。明诏忧百姓困于衣食,二千石帅劝农桑,思称厚恩,有以赈赡之,无烦挠夺民时。今日公卿以下,务饬俭恪,奢侈过制度以益甚,二千石身帅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请谨以法,养视疾病,致医药务治之。诏书无饰厨养,至今未变,又更过度,甚不称。归告二千石,务省约如法。且案不改者,长吏以[闻]。官寺乡亭漏败,墙垣阤坏不治,无办护者,不胜任,先自劾不应法。归告二千石听。”[20]
          这则材料同样是一份记录大司徒敕戒上计吏的“礼仪范本”。时间虽然不确定,但显然是哀帝元寿二年(前1)以后的制度。这一记载有不同说法,如比较关键的“遣公出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一句,有的也写作“遣君侯出坐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21]总之似乎是由皇帝亲自出面询问。不过,稍加分析即可明白,上述两种记述的点校断句均是有问题的。首先,同一句话中有“公(君侯)”与“上”两个主语,前后不对应。其次,读敕的是“记室掾史”而非“侍中”。因此,“上”字应当从上连读。这是一份大司徒主持的敕戒上计吏仪式单。两种记录中提到的“公”和“君侯”,均指大司徒。[22]
          由此来看,汉代朝廷主管部门受计后,会有一个仪式活动,由丞相(西汉末以后为大司徒)、御史大夫出面主持。仪式分为两个步骤。其一是宣读戒敕,内容集中在文书行政、课田养民、狱讼等地方官府职责,戒敕宣读后由上计吏带回郡国。其二是“问”地方行政状况,内容是关于郡国守令履行职责、地方风俗等问题,上计吏根据这些问题回答所属郡国情况。《汉旧仪》的两条资料,就是两个程序性的“礼仪范本”,只是宣敕与“问”顺序不同而已。而既然是礼仪程序记录,如果每年都发布新敕文的话,理应记作“遣敕曰云云”,即省略敕文内容,而非直接抄录某年敕文。这就使人产生怀疑,两件敕文可能也与五条诏书一样,是某一时期固定使用的礼仪性戒敕。
          戒敕宣读究竟何时改在元会进行?目前最明确的记载就是西晋《咸宁仪注》:“召诸郡计吏前,受敕戒于阶下。”[23]此前的情况如何呢?东汉上计吏的确是参加正月元会的。蔡质《汉仪》:“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属郡计吏,皆[陛]觐,庭燎。”[24]不过,现存史料中却只见到元会时皇帝“问”计吏的环节,如《后汉书》卷31《张堪传》:“(光武)帝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郭弘为郡上计吏,“正月朝觐,弘进殿下谢祖宗受恩,言辞辩丽,专对移时”。[25]元会宣敕环节则完全缺载。东汉明帝时的上陵礼中,“(君)[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26]同样只有“诏问”环节。联系到五条诏书的班下时间是十二月,不由让人产生一个推测:元会宣读戒敕会不会就是晋武帝制作《咸宁仪注》时的创制呢?
          这个怀疑并非无据。泰始五年正月申戒是一个重要线索。仔细分析《文馆词林》所录敕文,会发现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包括多个问句。一篇短短的敕文中,出现了四个带有询问口气和两个反问口气的句子,这一点引人注目。前面提到,东汉元会时皇帝接见计吏,主要内容就是“问”。《晋书》卷42《王浑传》称:
          帝尝访浑元会问郡国计吏方俗之宜,浑奏曰:“……旧三朝元会前计吏诣轩下,侍中读诏,计吏跪受。臣以诏文相承已久,无他新声,非陛下留心方国之意也。可令中书指宣明诏,问方土异同,贤才秀异,风俗好尚,农桑本务,刑狱得无冤滥,守长得无侵虐。其勤心政化兴利除害,授以纸笔,尽意陈闻。以明圣旨垂心四远,不复因循常辞。且察其答对文义,以观计吏人才之实。”
          本条又见于《王浑集》,开始作“诏问明正旦会,四方计吏入见,临朝当何所宜?浑奏”云云,以下文字则颇有出入。[27]王浑提到的“侍中读诏,计吏跪受”,应即《咸宁仪注》所记“召诸郡计吏前,受敕戒于阶下”。所谓“相承已久”的诏书,亦当指“敕戒”。[28]不过,通过王浑上奏不难发现,惠帝时“诏问”计吏也是元会仪式的重要一环。[29]王浑的建议具体说明了“诏问”所包含的项目,诸如方土异同、刑狱冤滥、守长侵虐等,与汉代主管部门受计时礼仪性的“问”内容相似。而既然惠帝时元会有“敕戒”和“诏问”两个环节,包含多个问句的《西晋武帝戒计吏敕》,会不会是“诏问”呢?
          《咸宁仪注》中的礼制一直被沿用到南朝:“江左更随事立位,大体亦无异也。宋有天下,多仍旧仪,所损益可知矣。”[30]北齐制度也应该与此有承袭关系。《隋书》卷9《礼仪志四》录北齐上计吏礼仪称:
          后齐正日,侍中宣诏慰劳州郡国使。诏牍长一尺三寸,广一尺,雌黄涂饰,上写诏书三。计会日,侍中依仪劳郡国计吏,问刺史太守安不,及谷价麦苗善恶,人间疾苦。又班五条诏书于诸州郡国使人,写以诏牍一枚,长二尺五寸,广一尺三寸,亦以雌黄涂饰,上写诏书。正会日,依仪宣示使人,归以告刺史二千石。……正会日,侍中黄门宣诏劳诸郡上计。劳讫付纸,遣陈土宜。字有脱误者,呼起席后立。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无可取者,夺容刀及席。
          这段材料记述了与上计吏相关的主要礼仪。[31]其一是正日“侍中宣诏慰劳”,大概是上计吏至京城后皇帝象征性的问候。诏牍形制较五条诏书小一些,因此慰劳的对象应该是上计吏,而不是刺史二千石;其二是计会日“侍中依仪劳”,即主管部门受计之日,皇帝礼仪性的“问”地方情况。其三是正会日,有两个环节,一个是宣读五条诏书,一个是宣诏慰劳,并付以纸笔,让计吏书写地方便宜之事。第二个环节与王浑陈奏相同,即下诏提出问题,计吏根据这些问题给出书面回答。从北齐制度来看,虽然宣读戒敕转移到元会场合,主管部门受计时仍保留了慰劳诏问的礼仪。需要指出的,计会日和元会日虽然都有“诏问”之礼,其渊源却是不同的。计会日的“诏问”应该是承袭自主管受计部门的询问礼仪,[32]元会日的“诏问”则是东汉以后皇帝召见计吏问事的习惯。
          这样就可以提出另外一种关于汉晋间上计吏戒敕演变的推想。东汉时期上计吏虽然参加元会,但只有“问”和“对”的环节。戒敕的宣读和发遣仍然是在主管受计部门进行的。西晋初期仍然如此。泰始四年十二月“班下”的五条诏书,实际上就是上计吏戒敕,是在主管受计部门即尚书台宣读后由上计吏带回郡国的,[33]因此也可以说是“班下郡国”。与之相应,泰始五年正月的“申戒”,是东汉以来皇帝元会时召见计吏的“诏问”,而并非戒敕。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可能就是晋武帝制定《咸宁仪注》之时,将宣读戒敕环节合并到了元会进行。元会戒敕则沿用五条诏书。这样的话,王浑奏语中提到的“诏文相承已久,无他新声”,就是指五条诏书而言。而从王浑奏语和北齐制度推断,原有的元会“诏问”仍然一直存在。[34]这样就形成了由“宣敕”和“问”、“对”两个环节构成的元会上计吏召见仪式。现存《咸宁仪注》的相关叙述是不完整的。而《晋书》和《文馆词林》对泰始五年“申戒”的定名错误,可能是以后代制度比附的结果。
          前面谈到,汉代和北齐时期的上计吏戒敕,并非每年都有新的制作,而应该是在某一时期内固定使用同一戒敕样本。泰始四年的五条诏书,是晋武帝建国初期在上计吏戒敕方面的新制作。从郴州出土的五条诏书册和梁、北齐制度推断,五条诏书在泰始四年十二月班下之后,应该是一直被沿用的。《文心雕龙·诏策》:
          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宪,此其事也。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及晋武敕戒,备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隐,勒牙门以御卫,有训典焉。[35]
          由刘勰的叙述可以知道,晋武帝的几件戒敕——都督、州牧、郡守、牙门,在南朝时期仍然作为经典文本被阅读。其中郡守戒敕就是五条诏书。此外,都督戒敕无考,州牧和牙门戒敕则同样保存于《文馆词林》卷691,分别名为《西晋武帝戒牙门敕》、《西晋武帝戒州牧刺史敕》。特别是州牧刺史戒敕,文辞、结构与五条诏书颇为相似:
          敕:夫兴化济功,俾官守业,朝夕日新者,其要在于董司也。刺史衔命方州,兼总戎政,宣风于外,仪表万里,宜直道正身,糺率诸下,彰明礼教,陈之德义,扬搉清浊,弹枉流秽。当令举善而士高其行,去恶而百城震肃,斯其所以赋任而简于朕心,况庆赏乎。若乃不祇厥司,不虔于度,纲弛事荒,吐茹违中,公节不立,私交是务,则将堕于乃绩,害于尔家。岂惟陵夷,有疚王事,无违于柔,无复于刚。无克以伤物,无宽以漏非。无愆于酒德,无盘于游田。其详案科条,夙夜无怠。诫之哉,动静以闻。
          如所周知,汉代刺史只有六百石,职责是以六条之制监察郡国。尽管西晋时期州牧刺史已经是牧民官,诏书却仍延续了传统观念,故有“扬搉清浊,弹枉流秽”、“详案科条,夙夜无怠”之说。诏书中的“兴化济功”、“直道正身”等用语,亦见于五条诏书。而“若乃”一句的转承,竟也与五条诏书相同。从常理推测,晋武帝申饬地方吏治,不会只针对郡国守相而忽略州牧刺史。而传统观念认为,州牧刺史与郡国守相性质不同,无法共用同一戒敕。因此晋武帝泰始四年十二月班下五条诏书时,很可能同时发布了这件州牧刺史戒敕,[36]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两件敕文为何文辞、结构如此相似。
          泰始四年是晋武帝锐意地方吏治的一年。先是六月发布要求郡国守相巡行属县、“述职宣风”之诏,词旨殷切;[37]七月遣使者“衔命四出,周行天下,亲见刺史二千石长吏,申谕朕心,访求得失损益诸宜,观省政教,问人间患苦”。[38]紧接着十二月又班下新制作的地方官戒敕。这样来理解的话,《文心雕龙》和《文馆词林》如此重视这些礼仪性的戒敕,就显得有其深意了。这些戒敕具有王朝初建的“政治制作”和垂范作用,在政治传统和制度理念方面,都具有汉晋之制的传承意义。而其中最重要也最有影响的是郡国守相戒敕,即五条诏书。[39]那么,五条诏书的条目究竟有何特点呢?
          三 “五条”的渊源与理念
          五条诏书虽然具有王朝初建的“政治制作”意义,却并非晋武帝独出心裁的创制。五条诏书的性质是上计吏戒敕,其内容不可避免的受到汉代上计吏戒敕的影响。这一点只要对照《汉旧仪》所载的两通戒敕,就有很清楚的认识。以元寿二年条戒敕为例,第一条中的“去残贼”、“择良吏”、“正决狱”三点,第二条劝农养民,第四条宽养病人,第五条“厨养”,要点均与五条诏书相同,有的用词甚至完全相同。因此,五条诏书应该是在《汉旧仪》保留下来的上计吏戒敕基础上,重新改制而成的。
          前面提到,《汉旧仪》所录两件戒敕可能也是礼仪性的范本。不过从其条目来看,却与西汉中后期的政治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如御史大夫戒敕第一条“诏书承宣无状”,就是当时着意要解决的弊病,《汉书》卷89《黄霸传》:“时上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 刺史六条察郡的第二条即“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40]元寿二年条戒敕也是如此,如“厨传”条,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五月诏就曾出现:“或擅兴繇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踰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41]“抚孤寡”条宣帝诏书中更是常见,如地节三年(前67)三月诏:“鳏寡孤独高年贫困之民,朕所怜也。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其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42]这样看来,两条申戒最初应是针对实际行政问题制定的。尤其是“抚孤寡”,反映了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思想对政治理念的影响。[43]当然,随着戒敕的礼仪文本化,上述内容会逐渐流于形式。这些在泰始五条诏书中却被继承下来。
          不过,五条诏书是晋武帝的新制作,并且成为后来沿用的礼仪性文本,自然有其特别之处。其五条内容即正身 →勤百姓 →抚孤寡 →敦本息末 →去人事,可以视作按照儒家思想由自身修养向外延伸的一个系统。其基本出发点“正身”,就是基于儒家君子的修身理念。《论语》中有多处强调: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44]
          晋武帝对“正身”的强调,让人想到他所标榜的“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45]具有浓厚的儒家政治色彩。特别是诏书第一条提出的“宜直道正身,以清简为先,发崇教本,明慎用刑”,强调了“清简”的重要性,是极富特色的政治理念。《三国志》卷18《李通传》注引王隐《晋书》录李秉家诫,记其侍答司马昭之问:
          昔侍坐于先帝,时有三长吏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并受诏。既出,上顾谓吾等曰:“相诫敕正当尔不?”侍坐众贤,莫不赞善。上又问曰:“必不得已,于斯三者何先?”或对曰:“清固为本。”次复问吾,对曰:“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
          从这段问答中可以体会到,地方官要清、慎、勤,并非晋武帝的创制。这其实是司马氏家族的共识,进一步扩展而言的话,也可以说是河南儒学大族的共同政治理念。三者之中,“清”尤为根本,正如上田早苗、渡边信一郎所论,“清”本来是汉末魏晋兴起的政治理念。[46]五条诏书的逻辑体系由此展开。诏书第四、五两条,就是“清”的具体体现。而第一条的“去残贼,择良吏,正决狱,平徭赋”,第二条的“勤百姓”,其出发点则是“爱民”。第三条针对鳏寡孤独残疾之人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清简”与“爱民”是五条诏书的思想基点,是魏晋之际儒家政治理念的体现。武帝即位后颇有改制措施,如下诏“大弘俭约”、[47]改定历法、营造太庙、罢农官、重修律令,五条诏书正与此相符。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既然五条诏书是汉代上计吏戒敕的延续,具有浓厚的礼仪色彩,还有没有实际的政治作用呢?《晋书》卷90《良吏传序》说:
          有晋肇兹王业,光启霸图,授方任能,经文纬武。泰始受禅,改物君临,纂三叶之鸿基,膺百王之大宝,劳心庶绩,垂意黎元,申敕守宰之司,屡发忧矜之诏,辞旨恳切,诲谕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当此时也,可谓农安其业,吏尽其能者欤!而帝宽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厉俗,政刑以之私谒,贿赂于此公行,结绶者以放浊为通,弹冠者以苟得为贵,流遁忘反,浸以为常。刘毅抗卖官之言,当时以为矫枉,察其风俗,岂虚也哉!
          这里所说的“申敕守宰之司”,就是指五条诏书。批评者指出,由于晋武帝“明威未能厉俗”,五条诏书并没有起到明显的申饬效果。实际上当时就有类似意见。《晋书》卷26《食货志》杜预上疏称:“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硗塉,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吏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这里提到的“诏书切告”和“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分别指的是申戒和行政条令的细密化、适用化。从行政功能上来说,申戒只是表达了一种高调的期望,其具体实施要依赖于细密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应的督责监察之法。[48]这需要朝廷权力的有力推动。从这一点来说,五条诏书虽然是理想的循吏戒敕,却由于晋武帝的“宽简”之法,[49]最终落得“虚也”的评价。
          这个“虚也”的评价,让人想到西魏苏绰的六条诏书。渡边信一郎已经指出五条诏书与六条诏书的相似性。[50]的确,从条目内容来看,两者的承袭关系是很明显的。六条诏书的条目如下:先治心 →敦教化 →尽地利 →擢贤良 →恤狱讼 →均赋役。第一条内容与五条诏书的“正身”类似,但增加了对君主的要求。第三条与五条诏书的“勤百姓”相同。第二条包含五条诏书的“抚孤寡”,思想意旨则更高。教化本是汉代循吏的重要职责,[51]《汉书》、《后汉书》的《循吏传》中记载了不少“教化”的具体措施,苏绰也许是受到了这些传记的影响。[52]第四、五、六条,在五条诏书中均属于第一条,本来叙述较简,六条诏书将之单列为条目,予以详细阐释,成为其最大的特色。由此来说,六条诏书应该是在五条诏书的基础上改作而成的。不过也必须承认的是,六条诏书的思想逻辑远远超过五条诏书,如增加对君主的要求,将“抚孤寡”推广到教化层面,并将选举、狱讼、赋役三项具体行政内容单列,使得诏书具有了显著的“行政纲领”色彩。
          苏绰传记中记录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六条诏书,另一个则是《大诰》。从宇文泰政治改革的思想意图来说,是想托古周制,“纠正”魏晋以来的浮华风俗。《大诰》正是这一意图的反映。不过话说回来,官职体系和名称可以模仿《周礼》,诏书文体也可以模仿《尚书》,这些都有“蓝本”可寻。可是人的思想和理念却无法回到西周。六条诏书正是如此。最引人注意的是,是诏书第一条的“治心”:
          凡治民之体,先当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净,则思虑妄生。思虑妄生,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是非谬乱。是非谬乱,则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也,乃欲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和志静,则邪僻之虑,无因而作。邪僻不作,则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则彼下民孰不从化。是以称治民之本,先在治心。[53]
          在苏绰的逻辑叙述中,“清心”是地方官治政之本。这一点与五条诏书中的“以清简为先”完全相同。而前面已经提到,“清”体现了西晋儒学大族的政治理念。由此可见苏绰虽然对魏晋浮华极为排斥,却自觉不自觉的沿袭了魏晋以来流行的文辞和理念。[54]《周书》卷23《苏绰传》称:“太祖甚重之,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一向被认为是回归“朴素”的关陇集团行政纲领,[55]其基本理念和逻辑体系却来自被认为是“虚也”的晋武帝泰始诏书,似乎是历史的悖论。这一点让人想起陈寅恪的著名论断:“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而产生之混和品。”[56]所谓托古改制的改革,官制和诰体诏敕等有蓝本可依者容易模仿,一旦涉及到思想与理念,主持者就暴露出其弱点。这可能与苏绰长于具体行政事务的经历有关。当然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尽地利、擢贤良、 恤狱讼 、均赋役等具体政务的阐发才会相当到位。
          早已失去实际行政意义的五条诏书,为何会成为西魏行政纲领的蓝本?这个问题显得饶有趣味。其实,五条诏书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的“虚也”。当将农耕帝国的行政原则抽绎出来,书写成一个逻辑严密的阐释体系时,同时也就意味着其与“活”的行政的脱节。上计吏戒敕的初衷,应该是针对“活”的行政问题予以申戒。当其逐渐走向礼仪性文本之后,就脱离了“活”的行政问题,成为一些理想高远的行政原则和理念。只需要将这些原则和理念进一步逻辑化和体系化,就可以改造为“行政纲领”。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上计吏戒敕的历史发展来看,《汉旧仪》所载两件戒敕可以看作是汉代(特别是宣帝以后)循吏政治的反映,五条诏书则成为西晋“宽简”之法的写照,在此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六条诏书却成为西魏王朝政治改革的纲领。为何同样属于戒敕性质的诏书,在不同时期会具有不同的意义呢?这一点只要举出周宣帝宇文贇即位后不久颁下的诏制九条,就会颇有感悟:
          诏制九条,宣下州郡:一曰,决狱科罪,皆准律文;二曰,母族绝服外者,听婚;三曰,以杖决罚,悉令依法;四曰,郡县当境贼盗不擒获者,并仰录奏;五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才堪任用者,即宜申荐;六曰,或昔经驱使,名位未达,或沉沦蓬荜,文武可施,宜并采访,具以名奏;七曰,伪齐七品以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爰及流外,若欲入仕,皆听预选,降二等授官;八曰,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兴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九曰,年七十以上,依式授官,鳏寡困乏不能自存者,并加禀恤。[57]
          九条的内容非常具体而直接,正是杜预所说的“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如前所论,理念和原则终究是要靠行政实践即细密的法律、条令和文书运作来落实的。而最终的政治效果,又依赖于朝廷权力的推动。[58]《北史》卷63《苏绰传附子威传》称:“江表自晋以来,刑法疏缓,代族贵贱,不相陵越。平陈之后,牧人者尽改变之,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威加以烦鄙之辞,百姓嗟怨。”江南复反之时,叛乱者杀长吏泄愤,曾说:“更使侬诵五教邪!”[59]其实南方对于儒学特别是《孝经》也同样重视,[60]只是缺乏推行力度而已。由此可以认为,五条诏书和六条诏书的历史意义之所以有巨大差异,一方面固然是六条诏书更为完善,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两者背后朝廷推动力量的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当五条诏书经苏绰之手转化为西魏北周的行政纲领之后,上计吏戒敕这种特殊的诏书,却由于上计制度的终结和朝集制度的出现,[61]而一度回到了其关注“活”的行政问题的本来意图。《太平广记》卷137“李揆”条称:
          唐代宗将临轩送上计郡守,百僚外办,御辇俯及殿之横门。帝忽驻辇,召北省官谓曰:“我常记先朝每饯计吏,皆有德音,以申诫励。今独无有,可乎?”宰相匆遽不暇奏对。帝曰:“且罢朝撰词,以俟异日。”中书舍人李揆越班伏奏曰:“陛下送计吏,敕下已久,远近咸知。今忽临朝改移,或恐四方乍闻,妄生疑惑。今止须制词,臣请立操翰,伏乞陛下稍驻銮辂。”帝俞之,遂命纸笔,即令御前起草,随遣书工写录,顷刻而毕。及宣诏,每遇要处,帝必目揆于班。
          唐代宗所说的先朝惯例,可能是指玄宗时期而言。玄宗时期的处分朝集使敕,在《唐大诏令集》中保存有十三件之多。[62]可见唐代的处分朝集使戒敕是经常发布的,具有不同的内容。朝集使戒敕虽然也具有礼仪性质,其内容则比较关注实际行政问题。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张九龄所撰的《处分朝集使敕》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例。敕文字数稍多,但为见唐代处分朝集使全貌,以与汉晋戒敕比较,具录如下:
          敕:朕受命子人,义兼君父,思致可封之地,无忘终食之间。自有万邦,几将二纪,而刑政或殊,风俗尚浇,行所望而未至,顾本怀而自失。惟朕之不德,在予之过有归,而卿等共理,患己之诚岂至。则如典刑当侯伯之尊,宰邑敌子男之宠,好进之辈,且不务於政成,欲速之心,独未思于义取。朕所以敷戒敕以见意,增禄秩以劝能,何尝有公方清白者不升,道理循良者不用?若声绩未著,黎庶未康,牧守未朝而辄迁,参佐踰年而竞入,此独为人资地耳,岂是责成之意耶?如故一切还州,将矫弊也。卿等至兹,明谕朕意,知不以中外为隔,唯以亿兆为忧。顷以天下浮逃,先有处分,所在招附,便入差科,辄相容隐,亦令纠告。如闻长吏不甚存心,致令流庸更滋,前弊未革,自昔行法,即有奸生。逃者租庸,类多乾没,长吏明察,岂其然乎!每年别须申省,比类多少,以为殿最。又狱讼所寄,人命是悬,近恐妨农,特原轻系,俾加阅实,仍多幽枉,都邑尚尔,郡县可知,各已贬官,用惩主吏。自今已後,系囚非应申覆,知证在远,而就中稍重者,(不得过十日,次不得过五日,其余轻科,量宜决遣,)不得因此复加楚毒。且外台省长吏主之,至如礼义不兴,耕桑不劝,孤寡不恤,徭役不均,不肃吏人,不消盗贼,不惩侵暴,不绝奸讹,有一于此,是谁之过?其游僧幻道,诳诱愚人,穷其根萌,时须禁绝。诸军征镇,每遣优矜,如闻比来未免辛苦,时其抚恤,使得安存。今农鸢戒期,耕夫在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卿等至州,一一宣示,当遣察问,勿不用心。即宜好去。[63]
          敕文分为六小节。第一节至“唯以亿兆为忧”,说明为何要进行这次申饬。此节与五条诏书的第一条即“正身”性质类似。但比较起来的话,五条诏书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朝集使敕文的语气则较为实在。接下来的五小节,分别提到了逃户、狱讼、长吏职责、游僧幻者、征镇士兵等具体问题。其中,狱讼、长吏职责两点同样见于五条诏书;逃户、游僧幻者、征镇士兵则是当时的特殊社会问题。现存的其他朝集使敕文也大多具有这样的特点。特别是逃户问题处分敕文中尤其常见,是开元时期最为关注的政治问题之一。[64]这一点与泰始五条诏书有很大不同。可以认为,唐代的处分朝集使敕实现了某种回归,重视具体政治问题成为这类戒敕的特色,虽然也只是象征性的申饬。
          结 语
          尽管由于史料缺乏,关于上计吏戒敕的演变史还有不少问题仍然存疑,但通过本文的考察,大致可以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郴州苏仙桥出土的西晋简中,有一些简可以确认为晋武帝泰始四年十二月班下的五条诏书残文。《文馆词林》卷691所录《西晋武帝戒郡国上计掾史还各告守相敕》是五条诏书第一条的内容。五条诏书的要点在《隋书》卷26《礼志下》也有保存。
          (2)五条诏书最初是尚书台受计完成后宣读发遣,并由上计吏携回的郡国守相戒敕。它以汉代上计吏戒敕条目为基础重新制作而成,是西晋建国初期一系列政治制作的一环。五条诏书此后两百年间可能一直作为上计吏戒敕被沿袭使用。郴州出土五条诏书简,是西晋平吴以后的某一年由桂阳郡上计吏携回的。
          (3)汉代史料中未见元会宣读上计吏戒敕的记载,宣敕应该是作为受计程序之一在主管部门进行的。不过至迟到东汉,皇帝元会接见计吏时常常会“问”地方情形。这与主管部门宣敕同时进行的“问”、“对”形式上有些类似。推测可能是晋武帝在制定《咸宁仪注》时,将宣读发遣五条诏书的仪式从尚书台转移到了正月元会,宣读五条诏书和“诏问”计吏两个环节,自此正式成为元会礼制,并一直被沿用到南北朝后期。
          (4)五条诏书是苏绰撰作六条诏书的蓝本。由于苏绰本人长于具体政务的知识背景,六条诏书在继承五条诏书基本理念的同时,将选官、狱讼、赋役单列为条目,使其思想逻辑更为严密,并摆脱了五条诏书只是戒敕郡国守相的局限。
          (5)唐代取代上计吏戒敕而出现的处分朝集使敕,虽然也具有礼仪性质,却是经常发布新敕文,同时比较关注现实问题,是向戒敕本意的回归。
          以上是本文考察五条诏书的几点意见。总的来说,在农耕社会的技术条件下,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依赖于地方官员。如何规范州郡官员的行为,就为朝廷所关注。申戒和督察是常见的两种手段。五条诏书即上计吏戒敕属于前者,汉代的刺史六条则属于后者。上计吏戒敕最初可能具有实际行政意义,朝廷在受入上计文书之后,根据实际情况下诏训戒郡国守相,让上计吏将戒敕携回,作为下一年度的行政指导。不过,可能由于每年的政治问题相似等原因,戒敕逐渐流于形式,最终成为固定的礼仪性文本。这种变化发生于何时还不清楚。就现存的两件汉代戒敕来看,已具有了这种色彩。
          晋武帝即位后新制作的五条诏书,注重清、慎、爱民等儒家政治理念,成为上计吏戒敕的一个新范本。这一范本年复一年的沿用到南北朝后期,尽管没有实际意义,推想起来却一定是官僚们所熟知的诏敕文本。这大概是苏绰撰述六条诏书时选择五条诏书作为蓝本的知识背景。而五条诏书和六条诏书虽然都是开国之初的“政治制作”,其产生的历史意义和政治评价却相去甚远。六条诏书背后是致力于强化军国权力的西魏政权,其理念和原则就显得更有生命力。这也表明,高调的“政治纲领”虽然很多时代都可以制定,最终是否会具有实际的历史意义,却取决于推行这个纲领的王朝。从五条诏书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从汉晋到隋唐、统一帝国由崩坏到重建的历史逻辑。
          附记:本文在资料方面得到鲁家亮博士的帮助,谨致谢意。此外,郴州西晋简文与《文馆词林》卷691《西晋武帝戒郡国上计掾史还各告守相敕》的关系,最早是由孙正军博士比对后发现的,特此说明。
          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2010年。
          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李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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