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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0日 12:00

                      【欢迎朋友们转发至个人朋友圈,分享思想之美!】本期作者:包刚升(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在雅典城邦践行民主政体的时期,意大利半岛上的罗马开始尝试一种不同于古典民主政体但又有民主元素的政体形式,被称为共和政体。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耶林曾这样评价古罗马文明:“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罗马帝国时期的罗马城地图1罗马共和国的政体类型罗马共和国最初不过台伯河畔的七个小村庄,从公元前753年创建罗马城起步,中间经过了长时间的建设和拓展,公元前三世纪开始进行大规模对外扩张,通过不断地战胜地中海周边的其他政治体,到公元前2世纪就占领地中海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在古罗马共和国的鼎盛时期,地中海几乎成了它的内海。关于罗马起源神话的绘画从政治上看,公元前509年之前是古罗马的王政时代,公元前509年罗马废除王政、改行共和,随后开始了将近五个世纪的共和时代。雅典城邦的梭伦改革始于公元前594年,大概比古罗马改行共和政体提前了不到一个世纪,但古罗马的共和政体要比古希腊的民主政体延续得更为久远。罗马人自称共和(republic)。就词源而论,res是指事务,publicus是指公共的,所以共和意指所有事务属于人民。很多历史学者认为,元老院是古罗马共和体制的象征,是古罗马共和政体既不同于雅典城邦,又不同于其东方邻居的地方。创作于1888年的油画《西塞罗谴责喀提林》恰当地为读者展示了古罗马元老院的内部场景。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站在元老院的中央,面对上百位身着白袍的元老,发表谴责喀提林的演讲,反对他意图颠覆共和政体的不端行为。其实,很多人对西塞罗谴责喀提林这一事件本身已没有多少兴趣,很多人更愿意通过这样以历史为主题的油画来了解古罗马元老院的建筑与摆设、开会的场景以及元老们的衣着和精神风貌。西塞罗谴责喀提林那么,罗马为什么能够实现快速的扩张呢?身为古希腊人、后又长期在古罗马共和国生活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认为,罗马共和国的崛起与扩展是古代文明史上的一个奇特事件。他这样说:“有谁会如此懒惰、如此漫不经心,竟不希望去了解罗马人在何种政治下,以不到53年的时间里将几乎所有人类居住的世界征服,并置于罗马单一的统治之下。”(波里比阿言论引自晏绍祥译《罗马共和国政制》)波里比阿非常明确地认为,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所具有的政治优势,正是它能快速扩张的关键。我们最初就已经提及,罗马共和政体是三个因素的融合,即君主因素、贵族因素和民主因素,是一种典型的混合政体。首先,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框架中,执政官代表了君主因素。当时,罗马共和国有两名执政官,同时配有多名副执政官。执政官由平民大会选举产生,权力很大,在领导国家和指挥战争等重要事务上扮演关键角色。后世这样说,罗马的战争是由执政官赢得的,行省也是由执政官和其他高级官员统治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拥有巨大权力的执政官同时需要服从罗马共和国的法律,需要尊重元老院的命令,其权力也受到有效的约束。其次,元老院代表了贵族因素。罗马共和国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设置了元老院这一强有力的实权机构。从规则上说,元老院基本上控制共和国政府的预算和资金,管理着共和国的日常公共事务,还决定着各行省重要官员的任命等。所以,元老院的权力也是巨大的。罗马共和国流行的说法是:“没有元老院的支持,那些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官员无法采取行动。”这里所指的人民选举的官员包括执政官在内,由此可见元老院的重要性。此外,元老院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它是共和国惟一可以进行自由讨论的政治场所,很多重大公共事务自然经由元老院这一自由讨论的平台来决定。最初,罗马元老院的元老是由贵族出任的,但后来担任过执政官的人卸任后获得了出任元老的资格。这样,由于两个执政官通常有一个是由平民出任的,所以平民也就获得了进入元老院的途径。罗马第一位平民执政官Lucius Sextius最后,平民大会代表了民主因素。平民大会的巨大权力是选举产生执政官,还负责颁布法律。与平民大会相配套的一个政治职位是保民官,它实际上是平民阶层的代言人,负责捍卫平民的权利与利益。据说,保民官职位的产生富有戏剧性。按照牛津大学教授安德鲁·林托特的叙述:“在公元前494年的第一次撤离中,平民在与贵族谈判时选举保民官为他们的代言人,并发誓向任何对保民官施以暴力的人报复,从而宣布了他们的神圣性。”(晏绍祥译《罗马共和国政制》)因此,毋庸置疑,罗马共和政体确实有着相当的民主成分。当然,这种民主成分与雅典城邦的民主制相比无疑是要低得多。从功能上讲,古罗马的平民大会(或称公民大会)与古希腊的公民大会差异也比较大,前者主要是投票和表决,基本上没有公民本身的议事和辩论程序。综合来看,古罗马共和政体是君主因素(通过执政官来体现)、贵族因素(通过元老院来体现)和民主因素(通过平民大会和保民官来体现)的融合,是古典时代的混合政体或均衡政制典范。波里比阿这样说:“如果我们注目于执政官的权力,那它(罗马政制)看来完全是君主制的和王政的;如果注目于元老院,那它正好相反,是贵族制的;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到多数人的权力,那它看来显然是民主制的。”罗马元老院的遗址这段文字的表述方式或许让人感到困惑,但波里比阿实际上是在强调,罗马共和政体决非某个单一的政体,而是三种因素的融合,而且每种权力在各自领域内都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和主宰权。波里比阿进一步说:“所有三种政府因素都可以在罗马共和国中找到。实际上,不论在政治体系的结构中,还是在日常实践的作用方式中,三者都是平等、和谐、平衡的。即便是当地人也不能确切地肯定国家在政体上究竟是贵族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除了强调混合政体,波里比阿认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是“平等、和谐和平衡”的。这个观点可能会受到质疑。如果深入到罗马共和国的内部去考察,大家就会发现,三者之间不仅存在着和谐与平衡的关系,而且也存在着对抗与冲突的关系。实际上,执政官与将军们、元老院、平民阶层三者之间完全可能出现严重的冲突。到了共和国后期,正是这种冲突使得罗马共和国的政体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甚至最终毁坏了共和政体。西塞罗也持有与波里比阿相似的观点。在《国家篇》中,西塞罗认为,在单一政体中,“君主制是这三种基本政府形式中最好的一种”,但如果还有更好选择的话,他这样说:“一种温和的并平衡了的政府形式(结合了这三种优良的简单形式)甚至比君主制更为可取。因为一个国家必须有一种最高的和高贵的成分,某些权力应该授予上层公民,而某些事物又应该留给民众来判断和欲求。”(沈叔平等译《国家篇法律篇》)西塞罗的古大理石胸像这段文字提及了三种政体各自的优点,但其实每种政体都有其反面。正如我们最初讨论过的,君主制固然包含了最高贵的成分,但容易沦为专制;贵族制固然是最上层公民、最优秀人物的统治,但容易沦为寡头统治;民主固然很重要,反映了民众的预期,但民众的过度欲求可能会毁掉一个共和国。共和制或混合政体的倡导者都强调要在诸种政治因素中寻求一种平衡,以实现更理想的政治生活。2政治难题与共和政体的退场罗马共和政体延续了将近五个世纪的时间,这本身就已经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政治奇迹了。尽管如此,罗马共和国仍然无法避免很多政治难题,这些政治难题最终促成了罗马共和政体的瓦解。第一个主要的挑战,是国家规模与行省统治的难题。罗马共和政体原来统治的是较小的地方,是罗马附近的疆域,或者说是不超过今天意大利半岛的疆域,但后来共和国不断扩张,一直扩张到统治整个地中海及其附近地区。在当时的技术与组织条件下,这种大规模的国土疆域是否适合以共和政体方式进行统治呢?要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现代的交通和通讯工具。比如,一条命令从罗马元老院发出,最终抵达罗马共和国的各个行省或边陲地区,需要数周乃至更久的时间。奥古斯都统治下罗马帝国的范围在此种技术条件下,一个中央政府要想统治如此巨大的地理疆域,最后不得不高度依赖各个行省的总督。于是,行省总督们必须要获得相当的独断权力,这些总督们或许还兼任着罗马军团的指挥官。这样一来,罗马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就有对行省失去控制的风险。与这种领土扩张有关的是,罗马共和国还面临着一个较为特殊的问题:作为共和国,它是否要授予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公民权?但在当时的交通与通讯条件下,如果一个地方的公民实际上无法像罗马城的公民一样参与中央政府的治理,不能出席平民大会,那么他还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罗马共和国公民吗?第二个主要的挑战,是罗马共和国在扩张过程中及扩张以后所处的时代乃是战争频繁的时代。共和国处在无休止的战争状态,就会产生天然的军事化倾向。这样,共和国的日常主要工作就不再是生产与贸易,不再是对生产与贸易活动的管理,而是必须要面对频繁战争以及要在主要的战争中战胜他人和保全自我。于是,如何管理战争成了共和国的首要任务。在这种频繁的战争状态之下,国家治理的军事化倾向日益凸显。借鉴最新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当今的读者们或许更能理解,与文官集团相比,杰出的将军们更有可能获得军事主导权,并由此获得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到了共和国后期,苏拉、凯撒与屋大维等人特殊政治地位的获得,都与这种从战争到内政的逻辑有关。一个更一般的理论问题是,在当时的技术与组织条件下,共和政体能够与长期的战争状态并存吗?这也是罗马共和国无法回避的问题。恺撒胸像第三个主要的挑战,是国内的财富结构和阶级结构随着罗马扩张而发生的重大变化。起初,罗马共和国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农耕社会,其财富以农耕和少量工商贸易为主。普通公民多数是自耕农,以耕种土地为生,闲暇时则到广场上参加平民大会,必要时则作为士兵出征或承担起守卫罗马城的职责。罗马史学者迈克尔·罗斯托夫采夫认为,此时,“罗马是一个农民国家”。在这种条件下,罗马共和国的普通公民被认为是经济上能够自足且热心公共事务的。后来,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张,国内的财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巨变。首都罗马城的主要财富不再来自于农耕和工商贸易,很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跟海外战争有关的财富。罗斯托夫采夫认为:“分肥最多的是罗马军队的将领们、元老院议员阶级的成员。……他们在扩张领土的战争中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大量的人畜都落入他们之手。当劫掠城市的时候,大多数战利品归他们所有。”(马雍、厉以宁译《罗马帝国经济社会史》)布匿战争(Bella punica)是在古罗马和古迦太基之间的三次战争。当战争成为私人财富的主要来源,首都及其附近的生产活动变得不再重要时,整个社会的阶级力量也随之改变:一方面,富人变得愈来愈富有,他们的大量财富来自于战利品等与战争有关的来源;另一方面,普通公民的谋生变得日益艰难,很多人由于过分贫穷而产生了更为激进的再分配要求。于是,原本缓和的阶级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阶级冲突逐渐加剧。公元前二世纪中后期,以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有利于平民阶层的土地法案为核心,罗马共和国的不同阶层就此展开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包括中间发生的提比略·格拉古及其300名左右的支持者在开会过程中被一批元老率领仆从用棍棒打死的大规模流血事件。这对共和国来说是一个不详的信号。公元前二世纪之后,罗马共和国后期更是出现了包括西西里奴隶起义、斯巴达克起义和意大利人争取罗马公民权起义等一系列内部叛乱。上述政治事件都具有不同特质的阶级冲突属性。这就意味着,罗马共和国原本平稳的国内政治,逐渐开始被日益激烈的阶级冲突所支配。安德鲁·林托特也赞同马基雅维利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他这样写道:“如同提比略·格拉古意识到的那样,古代共和国力量的秘密在于土地的平等分配。等级冲突以及后来由人民进行的斗争,对平民取得他们的权利来说是必要的,而且人们也不能指望,一个由勇敢士兵组成的城市会在国内保持消极。事实上,长期海外服役的经历,侵蚀了军队的公民精神,他们不再是共和国的士兵了。因此,引起麻烦、把人民的骚动转变成内战的,正是共和国的伟大。”马基雅维利,意大利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官。这样,在罗马共和国的后期,精英阶层日益变得腐败,平民阶层则缺少了公共精神,维系整个共和政体的社会结构、力量均衡和公共道德也逐渐走向衰弱。所有这些可能的因素最终酿成了罗马共和政体的重大危机。罗伯特·达尔这样说:“大约公元前130年后,由于内部动乱、战争、军事化、腐败,这种制度最终被削弱了,在罗马公民中原来存在的坚实的公民精神也在衰退。那少得可怜的真正的共和实践也随着凯撒的独裁而消亡了。在公元前44年凯撒遇刺身亡后,曾经的由公民统治的共和国变成了由皇帝统治的帝国。”(李风华译《论民主》)大约到了公元前60年,罗马的共和政体就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先是经历了前三巨头的统治,而后是争夺统治权的内战,接着又是后三巨头的统治。到公元前27年,屋大维已击败其主要政治对手,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元老院被迫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至此,罗马共和国完全地让位于罗马帝国,古典的共和政体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奥古斯都的画像3罗马共和国的政治遗产共和政体终结之后,尽管罗马帝国还残存着元老院等共和政体元素,但政体的核心机制已发生改变。在此之后,欧洲历史上的相当长时间里,既看不到古希腊意义上的民主政体,又看不到古罗马意义上的共和政体。历史地看,从罗马共和国创立到共和政体退出历史舞台,中间历经将近五个世纪的时间;此后,罗马帝国从公元前27年创立到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瓦解,又经历了五个世纪的时间。如果把古罗马文明视为一个整体,它对整个欧洲和世界的直接影响长达千年之久。古罗马广场遗迹古罗马共和国在政治上的一项重要遗产,就是其古典共和制或混合政体的实践与理论。就横向比较而言,罗马这套政制安排要比同一时期的其他政治文明都复杂得多。一种复杂的政体安排固然在运转过程中会面对各种不同因素的冲突,但这种复杂性带来的弹性和灵活性往往是其他单一政体所不具备的。从治理绩效的视角看,这种复杂的政体更有可能实现诸种政治因素之间的平衡,并且更有可能达成善治的目标。即便对今天的现代国家来说,仍然可以感受混合政体或均衡政制的重要性。凡是运转良好的民主政体,基本上都具备某种混合政体的政治特质。拿老牌民主国家来说,英国政制模式尽管历经复杂的变迁,但仍然保持着某种混合政体的特征;至于美国的这套政治制度模式,更是对罗马共和国混合政体的模仿,这一点我们此前讨论过。从新兴民主国家的转型经验来看,如果不能实现某种程度的混合政体或均衡政制,即便有了民主选举,仍然难以实现民主政体的稳定有效以及实现期待中的善治。再往前看,在古希腊的直接民主政体和古罗马的共和政体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欧洲还有一些地方性的政治实践仍然保有某种类似的传统。比如,公元7-10世纪,北欧一些地方一直存在着地方集会的传统,或许可以被视为较小范围内的民主实践;公元12世纪前后,中世纪意大利一些城市成为了自治市,在自治市范围内拥有某种程度的自治。但是,这些在小范围内实践的“政治发明”对人类政治演进的主要趋势并没有产生重要影响。行文至此,我们的目光需要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大西洋靠近欧洲海域的一个岛国——英格兰——开始逐步进入人类政治舞台的中心。那么,英格兰率先发明何种政体模式?这种政体模式又会对人类政治进化产生何种影响呢?敬请继续关注本系列。(作者:包刚升;编辑:胡子华;配图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约稿,未经许可,其它媒体不得转载。)作者简介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博士,作品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和《被误解的民主》等,其中《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获评“《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书”与“《纽约时报》2014年19本中文好书”;《政治学通识》获评“《南方都市报》编辑部评选之2015年度十大好书”;专栏评论“被误解的民主”(《东方早报》)一文获评“网易2014华语新媒体传播大奖之年度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