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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5月20日 12:00


            回望来时路
            ——为《管士光文存》而作
            时间过得实在是快。近来我常常想起庄子《知北游》中的话:“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诚哉斯言。记得2010年初秋,我编定了《管士光作品集》以后写了篇《编后记》,算来已经是六年以前的事了,但那时的感慨现在依旧,我在那篇《编后记》里说:
            编定这个集子,突然想到梁启超的一段话:“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唯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唯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想想自己此时的心情,似乎介于“老年人”与“少年人”之间——编定集子,把以往清点一过,对既往难免生留恋之情;将过去打包放下,对未来又自然生希望之念。其中的欣然与惆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现在在这套“文存”即将出版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杨绛先生“打扫战场”的说法。当然,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我都不能与杨绛先生相比,但那种心境依稀有几分相似。说到“把以往清点一过”,这次做得无疑更加彻底。
            我记得我的文章第一次印成铅字,还是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是一篇杜撰的习作,写一个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故事。文章的题目很时髦,叫《高粱红似火》。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当然没有稿费,报社寄来一本革命故事汇编,都是一些杜撰的故事和人物,现在记得的只有报社那方红色的印章了。奇怪的是,这方印章在我的梦中还出现过几次,可见当时印象之深了。
            从那以后,我又发表过几篇文章和所谓的“诗作”,现在看来,那些作品实在是幼稚。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有一阶段我对诗歌着了迷,除了唐诗以外,特别喜欢贺敬之、李瑛的诗作,他们的许多作品,如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回延安》,李瑛的《枣林村集》《红花满山》等,我当时都能背诵下来,渐渐开始模仿着写了起来。我从总角之年就相知相交的朋友宋丹(他在上中学时就鼓励和支持我学习写作)和我在一个团当兵,我便请他所在连队的文书帮我刻印出来,名之曰《兵之歌》,至今我还保存了一本,它已经成为我那一段生活的珍贵记忆……
            除了这些“少作”以外,我发表的第一篇貌似学术的文章是1984年刊载在《文史知识》杂志上的《安禄山其人》。在从那以后至今的三十多年里,我在从事编辑工作之余,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三十多年过去了,竟也有了一些积累,出版的各种著述、注释、译作以及参与主编的各种辞书大大小小也有三十多种,其中有的自以为还有些分量,有的也只能是充数而已。回头静观,却无一不令我心生感慨,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因为那一页页印满文字的纸上明明飘浮着属于我的岁月“浮云”……
            近半年以来,我集中精力收拾这一片片“浮云”,也确实下了一点儿功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了编选这个“文存”,我在工作之余,把以往发表和出版过的文字收集在一起,也找出了一小部分过去没有机会与读者见面的旧作。经过认真思考,精选出一些内容,编为六卷,踌躇再三,还是取了一个有几分张扬的书名。知我罪我,对已耳顺的我来说,只能一笑了之了。
            严文井与叶圣陶参加作家座谈会
            不知为什么,在编这套“文存”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我尊敬的前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三任社长严文井先生的一则逸事:有人提出应该出版《严文井全集》,文井先生对人说,地球也许在某一天会毁灭,人类会提前搬到其他星球上去,搬家的时候会带走《李白全集》《杜甫全集》《红楼梦》等等,那都是经典之作,值得带走,他的书没有这个资格,既然如此,何必现在花费力气出版全集呢?我有时带着一种有趣的心态想:假如严文井老社长问我为什么要花力气编一套“文存”,我也许会顾左右而言他吧!
            《管士光文存》分为六卷,大体情况如下:
            第一卷是我对古代文学、文化、历史及出版工作的研究论文和文章,也有为一些辞书撰写的辞条。这些辞条有的还有学术价值,过去散见于各种辞书,此次收在一起,至少还有保存资料的价值吧!
            第二卷是六个小册子,前三个小册子分别论述了异域文化在唐代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古代史学史,后三个小册子是中国文史人物故事中的三种,分别介绍了苏武与李陵、唐玄宗与杨贵妃及唐代诗人岑参。
            第三卷收入三部著作,分别论述了唐代边塞诗派代表人物高适和岑参的生平与创作,其中《高适评传》是我曾经提到在最后一刻失去面世机会的旧作,此次做了一点充实加工,算是“起死回生”了。我曾对盛唐的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做过集中的探讨,翻看旧稿, 感到研究的深度还明显不够,因此此次未收入“文存”,只能留待以后继续深入研讨了。
            第四、五两卷是关于李白的专题研究,第四卷由李白研究和对其名篇的赏析构成,第五卷是对李白诗全集的注释、解读,对李白作品系年、作品思想指向及艺术特点的探讨体现在对其作品的注释之中。我读研究生的方向是唐代文学,而我的研究重点又是李白及其作品,所以这部分收入的内容是我比较看重的。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也收入了刘忆萱老师的几篇文章,因为作为《李白新论》应该整体收入,也算是对刘忆萱老师的一种纪念吧。
            第六部是关于唐诗宋词的注释与品读,也反映了我对唐诗宋词中一些学术问题的探讨与思考。也许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原因吧,我过去所作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的注释有十余种,此次只选了学术性较强的《李白诗集新注》和唐诗宋词的注释,算作一类著述的代表吧。
            回望来时路,心中难免生出无限感慨。十年以前,我的另一本论文集《浅草集》编定后,我写下一篇《自序》,其中概述了我走过的学术道路,不妨摘抄在这里: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主要是我过去写的有关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文学的一些论述文字,偶尔也涉及历史和哲学史的内容,所谓“文史哲不分家”是也。这些文字大多都曾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过,这次未作大的修改,以存其真。这些文字的学术价值高低姑且不论,却是我留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足印,他人视之平常,我则难免有敝帚自珍之感,因此,不揣浅陋,将其收拾在一起,希望不是毫无价值的“自恋”行为。
            我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是由唐诗开始的。我印象中最早听到唐人诗句并不是在课堂上,而纯粹出于偶然。当时我还很小,也就八九岁的样子,父亲在一所部队院校工作,我去院里的一栋宿舍楼找小朋友玩,在楼道里遇到一位戴眼镜的解放军军官,他随口朗诵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后边还有一些句子,我记不住了,但这句诗我听懂了,也记住了,以后才知道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将进酒》中的名句,而《将进酒》也就成了我最喜爱的唐诗名篇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文学的兴趣像野草一样滋生,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有朋友开玩笑地帮我分析,认为这与我祖父是乡村教书先生有关,我也只能一笑而已。在那个时代,我同许多大院的孩子一样少不了参与打架和胡闹,甚至也曾参与剪掉女老师长辫子的“革命行动”,虽然因为年纪还小,只能跟在大孩子后边乱跑,但也不是一无所获,比如,我记得有一次我与几个最要好的小伙伴翻窗跳入我所上的“六一小学”的图书室,随手偷出了一些被定为“封资修”货色的书,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一本《复活》,我读了这本书,似懂非懂,但印象相当深刻,后来我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才意识到这部名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中不由隐隐地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有一位名人说过大意这样的话:所有评论家都是失败的诗人。我不是评论家,却可能是一个失败的诗人,在那精神匮乏的时代,我写过不少自以为是诗和散文的东西,偶尔也发表几篇,在激动和兴奋之后,对唐诗的兴趣却又日益炽烈起来。在部队当兵的三年里,一部《唐诗三百首》几乎时刻陪伴着我,在冬天早晨出操时,在夏日深夜站岗时,我都会在心中默默地背诵那些常读常新的名篇,在那紧张而单调的士兵生活中,先贤的诗句使我的精神得到了难得的滋润。
            当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非常自然地要求参加高考,并报考了中文系。到大三时,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更浓厚了。因为视野开阔了,读的书也多了,于是有了专门研究古典文学的想法,大四时的毕业论文我便选了探讨李白诗歌特色的题目。之所以选定古典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除了兴趣之外,主要是我当时对世事纷争心灰意冷,希望“躲进小楼成一统”,在读书求学中寻找生活的乐趣。论文题目确定以后,系里指定的指导老师是刘忆萱先生,经过刘先生的认真指导,我的毕业论文经几次修改后获得发表。不久,我又顺利成为刘忆萱先生的研究生。在跟随刘先生学习的三年里,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也更加懂得了如何做人;不仅完成了毕业论文,还与刘先生一起撰写了一些文章,后来作为《李白新论》得以出版,使我逐渐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另一位老师冯其庸先生对我的指导和教诲也令我终生受用。因为刘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冯先生便对我随时加以指导,1984年我与李岚、徐匋、谭青等几位同学一起随冯先生作研究生毕业实习,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先山东,后江南,又沿长江经武汉、宜昌、万县等地而远赴蜀中,从蜀中归京途中又去了汉中、西安等地,一路上不仅结合所学专业作了实地考察,体会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道理,更拜访了许多名家大师,使我获益极大;而冯先生不畏艰苦、一心向学的精神更是令我深受感动,至今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使我不敢过于懈怠。特别应该提起的是,我在读书期间撰写了《高适评传》一稿,正不知如何处理,一次,在校园里遇见冯先生,我冒昧地请冯先生为我向出版社推荐,冯先生立即应允。书稿交到出版社后,编辑认为质量尚好,作了加工,准备出版,后因出版社内部人事变动,这本书终究没有出来,但我将其改写为《高适·岑参》在若干年后在杨爱群兄主持下得以出版。这件事在冯先生看来,可能只是小事一桩,事后我也再未提起,其实心中一直不敢忘记。其他老师对我也多有帮助,借这个机会多说几句,以表达我对给予我人生推力的刘忆萱、冯其庸以及朱靖华等各位老师的衷心谢意!
            我学习和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唐代文学,但我的兴趣比较杂,比如,我在学习古典文学的同时,也曾打算写作历史小说,因此读了一些正史和野史,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颇有兴趣,收在集子里的《安禄山其人》便是此类习作。值得一说的是,这篇文章在1984年发表在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知识》上,对我以后的读书与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鼓励作用。
            与在科研单位从事专业研究或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学者相比,我的学术道路比较简单,研究的成果也十分有限。前人总说当好一个编辑,首先要成为“杂家”,最好同时也是一位专家。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总是会有些气馁,暗自叹气:且不说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就是工作的环境和所面对的现实,做一个“杂家”尚且极为不易,遑论“专家”呢!不过,在我们编辑这一行里,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一流学者。比如2016年年初去世的傅璇琮先生,他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等,已经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近日读了李岩和刘石两位老朋友怀念傅先生的文章,心中十分感动,更生敬佩之情。与出版行业出现的一流学者相比,我自然有一种惭愧之感,所以在“文存”出版的时候,自认为没有必要展开叙述,只是把一篇旧序抄在这里就可以了,希望得到师友和读者的理解与谅解。当然,有些细节还可以补充,比如,父亲住院检查,我有时陪侍左右,闲谈中说到我在大学时要做学年论文,父亲和我聊天,问我准备选哪方面的内容,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今后想从事文学创作,父亲沉吟良久,说从实际情况看,写文章比较危险,弄不好要吃大苦头,于是劝我还是研究古典文学。当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人们难免心有余悸,我认为父亲的建议很有道理,也与我个人的性格暗合,觉得将来能做一个学者也很有意义,因此便选了古典文学的题目,大学毕业以后又继续读了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生。现在想来,我一点儿也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就我的才智来看,选择这条研究之路,多少还会有些成果,如果选择了文学创作之路,估计早就改行了吧!从这个细节来看,我的成长也没有离开父母关注的目光,看到父母满头的白发,心中自然又生出无限感慨!
            编辑,常常被称作“杂家”,能否成“家”自有公论,但一般都有“杂”的特点。说到我的兴趣比较杂这一点,从这套“文存”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也许正符合编辑工作的需要。我的研究和写作对我的工作也的确很有帮助,但涉及的内容相对比较广泛,论述得往往不够深入,也反映了我作为编辑的一个特点,“实在说来,有些课题是我感兴趣的,也下了些功夫;有些内容,则仅仅是因为工作需要,难免浅尝辄止,尚未深入。总之,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和探讨,学无止境,真乃人生之至乐也!”(《管士光作品集·编后记》)这段说于六年前的话,今天再说一遍仍然很切合我的实际情况和心境,我也的确设想了几个有意思的题目,想在今后相对悠闲的生活中用以打发光阴,庶几使自己以后的生活不至过于无聊……
            这次我的旧作能够集中编成“文存”出版,得益于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的资助,得益于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兄、常务副社长任超兄的鼓励和支持,得益于老朋友孙兴民兄的具体帮助,心中虽有许多感慨,说出口却只有两个字:谢谢!
            2016年9月27日初稿于京东静思斋
            2016年11月10日改定于朝内大街166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9室
            本文刊载于2017年第1期《出版广角》,作者管士光,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