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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冠现金代 | 李隆基: 绝对权力让皇帝陷入“认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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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3月19日 12:00

                唐玄宗李隆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悲惨的帝王,没有哪个皇帝像他那样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的人生,曾一手缔造名垂千古的开元盛世,却又亲自吹散了所有的繁花。如果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李隆基的悲剧更是将他的人生彻底毁灭,因为他的成功曾经如此辉煌,而他的失败又是那样凄凉。那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憾恨,令人扼腕长叹。公元755年,当了约43年皇帝的李隆基正处于快意人生的境界,天下承平日久,财货积于府库,雄兵威于四夷,百姓安于农桑。这样的文治武功,已经足以让他跻身明君行列,接受千秋万代的顶礼膜拜。而李隆基却对世俗成功感到厌倦,宁愿奋不顾身地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李隆基与杨贵妃注定是一对苦命鸳鸯,只能在浪漫的文学想象里慰藉彼此。就是这一年,李隆基的宠臣安禄山举兵造反,“渔阳鼙鼓动地来”,在李隆基猝不及防的瞬间,震碎了他苦心经营的事业与爱情。公元756年,李隆基带领群臣仓皇西逃,昔日的荣华富贵、锦衣玉食更加凸显了落荒而逃的狼狈不堪。沿途官员逃散,一路忍饥挨饿,到了马嵬驿,将士饥疲,群情汹汹,先是屠割肢解了宰相杨国忠,然后逼迫皇帝处死杨贵妃。已届古稀之年的李隆基颤巍巍地拄着拐杖独自面对叫嚣的士兵,倚杖倾首而立,良久,才默许了士兵的请求。既失天下,复失所爱,那一刻李隆基心里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与煎熬?然而,如果时间倒流,没有人会想到李隆基会沦落至此。他在年轻时“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27岁时联合太平公主提兵入宫、发动政变,杀死临朝称制的韦皇后,避免唐朝再次陷入外戚篡位的悲剧。接下来,他成为大唐储君,在履位至尊之后,再次先发制人,剪除了太平公主的庞大势力,从而一举将唐朝政治拨回正轨。可以说,从武则天窃国篡位以来,李隆基真正结束了唐朝政治的混乱,拨乱反正,其功最高。而后,李隆基励精图治,先后任用姚崇、宋璟等人为相,不数年而刑清政简、天下大治。唐朝宰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之能比,可见李隆基识人之明、用人之智、容人之度。如果把时间定格在此时此刻,真可谓君明于上、臣贤于下,济济多士、风云际会,太平盛世可期,海晏河清可望。没有人会对李隆基抱有任何怀疑,也没有人会对未来存有一丝悲观。但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天纵英才的皇帝,在执政前后期竟判若两人。他曾经任人唯贤,后来却宠信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等奸诈小人;他曾经厉行节俭,后来却赏赐无度、骄奢淫逸、声色犬马;他曾经从谏如流,后来却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专以打击不同声音为能事……李隆基判若两人的转变,对比之强烈,反差之悬殊,足以说明这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具有某种意义,有其内在逻辑与必然因素,就是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可以说,李隆基的人生轨迹揭示出人性与权力的深层关系:权力腐蚀人性,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性。李隆基的故事展示出人性中固有的美德,诸如自律、节制、反省等是如何在皇权的腐蚀中节节败退,导致最终走向负面。少年英武拨乱反正马克思曾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这句话用来形容武则天和韦皇后的命运可谓允当。武则天的悲剧成就了韦皇后,而韦皇后的闹剧成就了李隆基。当时,武则天被迫退位,唐中宗李显即位,李氏子孙终于夺回暌违已久的皇权,大唐政治看似就要回归正轨,却依然潜藏着巨大危机。李显的权力之路充满回环曲折,一度被废为庶人,又遭到武氏子孙窥伺,而在与杀身之祸相伴的人生低谷,韦皇后始终不离不弃。于是,二人约定,“一朝见天日,不相制”。李显成为皇帝之后,韦皇后遂势倾天下。李显有感于患难真情,对她听之任之,甚至看到韦皇后与武三思公然在床戏耍也一味姑息纵容。韦皇后的权力欲望日益膨胀,于是在上官婉儿等人的引导下开始酝酿巨大的阴谋——效法武则天,临朝称制、潜谋革命。不久,李显暴毙,韦皇后临朝称制。大唐江山历经曲折才失而复得,如今再次陷入风雨飘摇。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此时此刻,千钧一发,皇室子孙如果没有人挺身而出,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稍有迁延,韦氏气候一成,则无复宗庙社稷矣!就在历史需要救世主出现的时候,临淄王李隆基正式登场,成就了“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千古传奇。韦皇后离经叛道非只一日,而李隆基密谋诛逆也是由来已久。李隆基善于审时度势、分清敌我,并依据形势变化寻找同盟合纵连横。武则天有两子一女,唐中宗李显暴亡,后来的唐睿宗李旦当时位居藩王,太平公主广有宾客。如果说“政治就是把拥护支持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那么李隆基十分清楚,政治斗争无非就是团结暂时的朋友对付共同的敌人。面对韦后作乱,他选择与太平公主结为同盟,就像他日后铲除太平公主一样,都是出于同样的政治法则。李隆基不仅善于判断形势,而且遇事机敏、果而能决,有着政治家与生俱来的决断力。当时大事将发,有人说应该先禀告李旦,李隆基说如果父王同意,那是拉他下水;如果不同意,计划必然失败。“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归于宗社,不成身死于忠孝”,这是青年的雄姿英发,是大丈夫的舍生取义,是英雄的正气凛然。千钧一发之际,李隆基果断提兵入宫,斩关而进,诛杀韦氏之党,捍卫道统之正。在成功清除叛党之后,李隆基再次把权力夺回到李氏子孙手中,他辅佐其父李旦当上皇帝,自己则成为众望所归的接班人。李隆基第一次尝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滋味。但是随着共同敌人的落幕,曾经的盟友却反目成仇。“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大半附之。”她的权势已经威胁到李隆基的安全。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不变的亲情,只有不变的权力——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往往把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无情地挑开,这对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是智慧与良心的双重考验。李隆基也有过犹豫,“主上同气,唯有太平,言之恐伤主上之意”。他深知父皇与太平公主情意深重,但如果任由太平公主恃宠而骄,干预政事,那么大唐从武则天延续下来的女人干政就不会真正结束。于是,政治理性最终战胜儿女情长,李隆基的决断力在关键时刻再次爆发出来。他果断发动兵变,出人意表,先发制人,将太平公主的党羽先斩后奏,一举清除了太平公主的权力网络。李隆基英明果决,善谋能断,再次尝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滋味。至此,李隆基彻底将唐朝政治领回正轨,结束了自武则天以来的朝纲紊乱,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然而,当这位年轻人意气风发地坐上皇帝宝座,他的誓言却将走向反面,拯社稷之危,复成社稷之祸,赴君父之急,卒乱君父之业。李隆基的人性嬗变展现为多元维度,但抓住其荦荦大端,则可以从节俭、勤政和纳谏这三个方面进行观察。从厉行节俭到奢华无度除天下之祸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李隆基凭借不世功业成为天下归心、四海属意的真龙天子,他在诛除暴逆中展现出来的因势而谋的判断力、当机立断的决断力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都是成大事、举大业必备的素质,也因此迎合了人们心中对明君的期待。正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李隆基拥有一个堪称完美的开始,却最终以山河破碎而告终。李隆基的悲剧还不是“水满则溢”“日中则昃”的简单辩证法则,而是人性受到绝对权力腐蚀后的蜕变与堕落。就像硫酸能将世界上最坚硬的金属腐蚀,绝对权力也能让世间最自律的人在无形中发生改变。它把英明神武的李隆基变得昏聩无能,把克己复礼变成奢侈无度,把心怀天下变成纸醉金迷,把虚心纳谏变成刚愎自用。使用权力就像舔舐刀锋上的蜂蜜,在尝到甘甜之时就已经受到刀锋的伤害。李隆基沉溺于权力带来的甘甜,却对日复一日的伤害浑然不觉。权力本无形,腐蚀更悄然。李隆基的人生轨迹却提供了清晰的样本,透过他的前后变化,可以把权力腐蚀人性的过程变得可视化,完整地展示权力改变人性的动态过程与作用机制。先来看从厉行节俭到奢华无度的转变。一个农耕大国向来崇尚勤俭节约,正如《大学》所言,“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但凡贤明君主,无不躬行节俭,以俭治国。李隆基初登大宝,同样从节俭入手,一革奢靡风俗,大有与民更始的态势。他先是下诏“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宣令省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李隆基随后再次下诏,给文武百官的服饰做出了严格规定: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其他官员严禁服以锦绣,饰以珠玉。并且规定“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两道诏书,前后相望,禁令明确,措辞严厉,其以俭治国之志可知矣。李隆基初有天下,尚能克己复礼、躬行节俭,制服欲望这头乱撞的“犀牛”。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隆基封禅泰山,沿途观察各地官员善恶得失。皇帝巡狩四方,地方官为了博其欢心,自然要“表现一番”。这时的李隆基还没有被欲望蒙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进贡越多的地方官,却得分越低;无所贡献的地方官,却得到赏识。李隆基对随行的群臣说:“怀州刺史王丘,饩牵之外,一无他献。魏州刺史崔沔,供张无锦绣,示我以俭。济州刺史斐耀卿,表数百言,莫非规谏。”“如三人者,不劳人以市恩,真良吏矣!”不劳民伤财以邀宠献媚,这正是李隆基越过欲望才看到的美德。那时的他还能以自律镇压住欲望的惊涛骇浪,抵挡住权力无孔不入的诱惑。然而,“节俭悖论”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显现:厉行节俭的结果是财富积累,国库充盈,而这在客观上又会滋生奢侈之风,逐渐让人偏离节俭的轨道。在以俭治国的数年之后,财货山积,国库充盈,李隆基也面临着“节俭悖论”的考验。由于皇权不受监督意味着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于是李隆基强大的自律精神开始在欲望的进攻面前出现松动。一开始,宇文融推行改革,经营有方,财富倍增,因而得到李隆基的器重。李隆基提拔重用言利之官由此开始,这也是李隆基由俭入奢的一个心理转折点,“由是百官浸失其职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李隆基悄然逃离了自律的约束,开始顺从欲望的牵引,走向奢侈的极乐之地。宇文融之后,杨慎矜、王鉷、韦坚、杨国忠等人都以聚敛无度、生财有道而得到李隆基重用。随着时间推移,李隆基已经完全忘记了厉行节俭的诏书、革除奢靡的誓言,在皇权至高无上而又予取予求的情势之下,也不可能总有人冒着杀头的危险来提醒皇帝。于是,李隆基只能生活在一个没有记忆的世界里,曾经许下的诺言、内心深处的自律,在权力任性面前都已是随风而去的过往云烟。“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这正是李隆基中晚期生活的真实写照。而王鉷等人也懂得迎合皇帝的欲望,王鉷看到皇帝使用国库的钱还是心存忌讳,于是“岁贡额外钱帛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并且告诉皇帝这都不是国家税收,无预经费,可以随意使用。结果,王鉷等人被愈加器重,朝廷的开支水涨船高。到了晚年,李隆基的奢靡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不用看朝廷用度,仅从李隆基的赏赐就可见一斑。当时,李隆基宠爱杨贵妃,并把杨贵妃的三个姐姐分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由此爱屋及乌,三家如一,并承恩泽。于是,三家“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运逾千万”。这还不算什么,建成之后,“见它人有胜己者,辄毁而改为”。外戚尚且如此奢侈浪费,李隆基的生活有多么奢靡简直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李隆基以厉行节俭开始,到最后却走向反面,沉溺于富贵温柔乡难以自拔。在不受监督的权力面前,没有人能够自己约束自己,也没有人能够以自律打败欲望。即便一时可以,长远来看仍然会被欲望俘虏。司马光评价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其实,“易以溺人”的不是奢靡,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是被权力激发起来的欲望。从勤政爱民到怠惰因循《尚书》有言,“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赋予皇帝君临天下的大权不是为了满足一家一姓的私利,而是要用权力为天下百姓谋永福。正因此,皇帝既应该有承继道统、延续宗庙的使命感,也应该有勤政爱民、苍生为怀的责任感。李隆基即位初年,每以苍生为念,常因兴衰自警,朝乾夕惕,战战兢兢,可以说是爱百姓、明治道的楷模。开元年间,宰相韩休为人峭直,不干荣利,甚允时望。李隆基或是宫中宴乐,或是后苑游猎,只要怠于政事、追求享乐,韩休就会立刻上表劝谏,从不顾及时间场合,常常让李隆基很难堪。时间一久,李隆基但凡小有过错就先自坐立不宁,偷偷问左右说:“韩休知否?”一言甫毕,韩休谏疏已至。李隆基有一次“临镜默然不乐”,左右都说:“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是啊,宰相废立,大臣进退,都是皇帝一句话的事儿,韩休既然让皇帝如坐针毡、动辄得咎,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刺儿头”留在宰相的位置上?而李隆基的回答充分表明了他对国家治理的清醒认识,对百姓的深切关怀,并以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去承受人间苦难,而为天下百姓带来安宁与福音。他说:“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如果把皇帝的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放任自流的欲望,另一部分属于治国理政的理性,那么韩休的峭直伤害的是欲望的部分,而满足的则是理性的部分。他接着说:“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任用韩休,不是为了顺从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于是,李隆基说出了一句足以彪炳千古的话——“吾貌虽瘦,天下必肥”。皇帝之瘦,是具体而鲜活的感受;天下之肥,是无形而抽象的效果。以皇帝之瘦成就天下之肥,需要皇帝克服一己私欲去追求万众喜乐。李隆基用这简短有力的8个字道出了“权力”自身的千古奥秘:只有当拥有权力的人不那么舒服,权力的相对方才能免受权力的伤害;相反,如果拥有权力的人过于舒坦,那么权力也必然会被滥用。这时的李隆基严于律己、舍身为国,只要是对国家有利,哪怕牺牲自己的安逸也在所不惜;只要是维护公道,哪怕是亲旧犯法也绝不纵容姑息。当时,有一名供奉左右的侏儒,李隆基把他当作肉做的茶几,谓之“肉几”,凭之以行,宠赐甚厚。这名侏儒恃宠而骄、目无法纪。有一次进宫迟到,李隆基问为什么,他说在路上遇到捕盗的官员,把人家撞得人仰马翻。按说,妨碍公务当以罪论处,但是对于这样的小事,只要皇帝略加包庇,就能蒙混过关。然而,李隆基不愿意以自己的私心破坏法律的公正,京兆尹一奏其状,李隆基即杖而杀之。失一己之“肉几”而示四海以公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洞悉权力奥秘、敢于与自己对抗的李隆基,却在长期执政后变得日益懈怠,失去了一开始的梦想与激情。他开始厌倦每天日理万机的生活,也忘记了曾经挂在心头的万家忧乐,宁愿逃到心理上的舒适区养尊处优。在执政后期,他对内侍高力士说出的一段话表明了他由勤转怠的心理变化。他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虽然是征求意见的语气,但是他在心里主意已定,那就是摆脱琐碎俗务的羁绊,进入“高居无为”的享乐世界。接下来,李隆基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他不再直接面对文武大臣,也不再亲自处理军国机务,而是沉浸在声色自娱和修道登仙的梦幻之中。而朝纲为之紊乱,法度为之不存,人心为之丧失,竟直到安禄山举兵向阙,他才如梦方醒般看着这个早已恍若隔世的世界,暗自在心中流下悔恨的泪水。李隆基宠爱杨玉环,本身就有违儒家的伦理秩序,因为杨玉环是他的众多儿媳妇之一。当然,爱情应该随心所欲,不应被世俗的礼教所羁绊,但是身为国君,这样“放肆”地追求爱情仍然有损国体。更何况,爱情与政治本应该泾渭分明,但是李隆基却任由爱情的火焰烧毁政治的框架。“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早已记录下李隆基对爱情的痴狂,而那些旁逸斜出的故事则更能证明李隆基晚年的荒淫无度。有一次,杨氏姐妹夜游,与广宁公主a争西市门,杨氏的家奴挥鞭打到公主的衣裳,结果公主坠马、驸马被鞭。于是广宁公主“泣诉于上”,李隆基虽然杖杀了杨氏家奴,但是驸马却被免官,不听朝谒。这与“肉几”之事形成鲜明对比,当李隆基守法之时,虽渺小如左右侍从,亦不姑息纵容;而当其徇私之际,虽恩义如亲生骨肉,也不依法论处。李隆基已经尝到了随意使用权力的滋味,心灵的欲望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而理性思维则受到了长期的蒙蔽。“吾貌虽瘦,天下必肥”的理性认识,就像一把锐利的尖刀,何必再用这把“不合时宜”的尖刀来刺破此时的美好时光?李隆基已经在欲望的世界将自己放逐。从虚心纳谏到刚愎自用在中国历史上,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常被看作良政善治的开端,壅蔽言路、闭目塞听往往是政治衰败的前兆。但凡贤君明主,无不善于博采众长、择善而从。李隆基初登大宝就以闻过则喜的胸襟、察纳雅言的气度,展现出一代雄主的潜力,从而在大唐政治的断点上向未来延伸着一幅春和景明的美好图景。在他放低姿态的时候,对姚崇、宋璟、张九龄等朝廷大臣无不言听计从,就连不知名的芝麻官、刀笔吏,但有片言之善、一语之美也无不为之敛容改谢、以正视听。有一次,李隆基派宦官到江南收集几种珍贵鸟类,想要放在皇家林苑以娱视听之乐。使者口衔天宪,自然威风凛凛,所到之处,烦扰地方,搜刮百姓。路过汴州的时候,当时的刺史倪若水上言:“今农桑方急,而罗捕禽鸟以供园池之玩,远自江、岭,水陆传送,食为粱肉。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为贱人而贵鸟乎?”一书既上,手敕随至,李隆基不仅“纵散其鸟”,而且重赏倪若水,“赐帛四十段”。进直言而改君过,说真话而受奖赏,这就足以打消士大夫心中因言获罪的疑虑,树立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导向。还有一次,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而师子国有灵药妙医,都可以不远千里运至宫中。远方的东西总是带着未知的神秘感,李隆基同样抵挡不住内心的好奇,于是派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一起前往。按说“跟着领导做100件好事,不如跟着领导做一件坏事”,替皇帝办私事既可以满足皇帝的欲望,也可以借此拉近与皇帝的关系,但是杨范臣坚守原则,从容劝谏说:“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示不复用。今所求者何以异于所焚者乎!”以昨日之我伐今日之我,杨范臣直指昨日是而今日非,言语不可谓不激烈,也瞬间粉碎了李隆基对珠翠奇宝和灵药妙医的好奇心,“上遽自引咎,慰谕而罢之”。这些都是李隆基执政生涯中的小事,但正因为它们无伤大雅、无关大体,才更能说明李隆基包容不同意见的雅量以及律己以严已经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小事中见大情怀,细节中有大道理。李隆基不仅展现出闻过则喜的品质,而且也表现出过而能改的行动力。一代明君的形象正因此而愈益丰满。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隆基对不同意见越来越表现出反感。那些忤逆己意的逆耳之言,以前被他看成致君尧舜、功在社稷的真知灼见,现在却被看成不识时务、不合时宜的奇谈怪论,甚至认为是在挑战皇帝的权威。而那些迎合上意的美语甘言,他曾经把它们当作逢迎拍马,对此不屑一顾,现在却越来越沉迷于它们所带来的快感。关于车驾巡幸的事情最能反映李隆基心理的这一变化。唐朝中后期,关中常常出现粮荒,而洛阳由于毗邻江淮,成为财物汇聚之地、粮食转运之所,皇帝为了维持锦衣玉食的生活,常常在长安与洛阳之间来回奔波。乘舆一动,则皇亲国戚、满朝文武无不跟从,给地方造成了巨大的接待负担。尤其是皇帝如果率性而为、动不以时,社会成本就会更高。李隆基恰恰就是这样,厌倦了东都的繁花似锦就向往长安的厚重朴实,常常在农忙时节大兴车驾,纵意所如。在执政早期,宋璟等人极言劝谏,认为这是妨害农事,李隆基也会欣然接受。但是到了中后期,李隆基的心理悄然地发生变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张九龄、裴耀卿等人仍然以此为由阻止皇帝任意巡幸,李隆基这时已经不再是“上意深然之”,而是表现出“不悦”。就此,李林甫乘隙而入,说天子四海为家,在自己家里怎么能受制于人?如果说妨害农事,那就免掉沿途农民的赋税好了。一言之下,李隆基龙心大悦,然后心安理得地越出道德的边界。同样的道理,在他广纳言路时,哪怕是小人物的声音也能得到足够的尊重;而在他刚愎自用时,无法容忍任何人发出任何不同意见,哪怕最亲密的人。高力士在李隆基位居藩王时就辅佐他,自始至终谨小慎微,因此深得帝心。即便是这样,当李隆基晚年说自己要高居燕适,把政事都委托给李林甫时,高力士只是小心翼翼地说:“威柄人君只可自为,不可假之于人。”这立刻引来了李隆基的冷眼以对,而结果是高力士从此不敢深言天下之事,李林甫肆行其恶再无人敢进直言矣。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执政晚期,安禄山蓄意谋反已是路人皆知,但是李隆基却用之不疑,甚至只要有人进谏说安禄山要造反,李隆基就把他绑起来不远万里交给安禄山处理。而戏剧性的一幕是:安禄山已经举兵造反,军队正在南下的路上,还与李隆基绑去进谏的人擦肩而过,师心自用竟一至于此!所谓“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以此比喻君主虚心纳谏,实际上是说木受绳也好,金就砺也罢,都需要一番对人性的砥砺与规范,都是一个不那么舒坦的过程。但这时的李隆基内心欲望已经如水就地,倾泻而下,他正享受这番淋漓畅快,如何能接受逆耳之言的侵扰?绝对权力让人陷入精神封闭自唐兴以来,镇守边疆的将领都遵循着“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的原则。不久任,是为了防止将帅与士兵融为一体、阴蓄异志;不遥领,是为了防止朝廷大臣身兼将相、权位过重;不兼统,是为了防止边将跨州连郡、尾大不掉。这三个原则都是为了避免地方武装威胁朝廷而进行的制度设计。但是到了李隆基晚年,他先后打破了这三项原则,尤其是让安禄山久任范阳节度使又兼领数道,“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李隆基在年少时,曾两次果断用兵终结了朝廷的祸乱,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而在晚年时,却轻易就把掌兵之权交到了安禄山手中,最终导致大唐从太平盛世坠入战乱深渊。前后相较,对比何其强烈?晚年的李隆基备尝人生的凄冷。他虽然从西蜀风光无限地返回长安,受到万人空巷的夹道欢迎,与暌违已久的京城百姓相对而泣。然而,时间已经改变了一切,天下不再是他的天下,长安不再是他的长安,皇宫不再是他的皇宫。与其说他是大唐帝国的太上皇,不如说是偌大皇宫里的一位高贵的囚徒。他仅仅是在自己居住的宫殿接见了一位无足轻重的地方官,就被当权的宦官李辅国诬告为结交大臣、图谋不轨,结果只得离群索居,前往无人问津的冷宫,而跟随李隆基辗转一生的高力士也遭到了当权者的流放。李隆基不再被看成是英明神武的明君,而是导致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一个在现有秩序中无处安放的尴尬存在。比李隆基的人生际遇更具悲剧色彩的则是那个千年之后还激发着无数浪漫想象的灿烂时代。大唐盛世在李隆基之后就彻底淹没在时间的河流之中。可以说,有唐一代,以李隆基为分界点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李隆基一手造成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就像两颗毒瘤一样永不餍足地腐蚀着唐朝政治,直到这个当时世界最强的帝国轰然倒塌。李隆基曾经把这个王朝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却最终又把它丢进了更加痛苦的深渊。他的人生本不该这样结束,他一度展示出千古一帝的精神特质,却在时间的磨砺中逐渐失去光泽,逐渐堕入衰变的罗网。千载之下,李隆基的人生转折仍然值得深思:绝对权力,凭借怎样的作用机制来腐蚀人性?按照通常的逻辑,盛世危机的原因在于李隆基未能抵挡住外在的诱惑,放松了内心的自律,从而越出了权力的边界。这样的解释似是而非,它隐含的前提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长期保持自律,那么就能从容地驾驭绝对权力。正是基于这一假设,中国古代数千年难以走出帝制,总是渴望着“五百年必有圣人出”,把国家命运和万家忧乐寄托在某一个明君的内心自律上,而拒绝做出约束权力的制度设计。李隆基就曾寄托着这样的瞩望,但是他行至中流而彻底蜕变,把热情的希望变成冰凉的绝望。内心自律并不可靠,而且它容易蜕变的原因并不在于道德的堕落,而是因为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的“认知困境”。也就是说,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既是行为的实施者,又是结果的评判者。当一个人兼具这样两种角色,那么就必然会陷入自我论证的循环之中,从而导致理性的丧失与精神的封闭。每一代皇帝都曾接受最好的教育,从小在最杰出的大师的耳濡目染下,熟读四书五经,提高德行修养。可以说,没有哪个皇帝不想天下大治、青史留名,也没有哪个皇帝不懂得克制欲望、实行仁政。但根本问题就在于,皇帝一旦在绝对权力的催眠下陷入“认知困境”,就很难区分欲望与理性的边界,更无法辨别是非曲直、对错真假。最后,皇帝根本不需要真理的准绳,因为他会把自己等同于真理。到那时,就是皇帝的欲望开始为所欲为的时候了。李隆基之所以会出现180度的转变,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为了分析皇帝的“认知困境”,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例子中窥其端倪。再以车驾巡幸的事情为例,李隆基就遭遇到这样的“认知困境”。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月,李隆基由于洛阳宫中出现灵异现象,想要立刻返回长安。宰相裴耀卿、张九龄都说:“今农收未毕,请俟仲冬。”两位宰相都从百姓利益出发,劝谏皇帝不要操之过急。但这时,同为宰相的李林甫潜知上指,对皇帝说了下面这段话: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借使妨于农收,但应蠲所过租税而已。臣请宣示百司,即日西行。结果可想而知,“上悦,从之”。李林甫迎合上意,但是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表面上没有丝毫纵容皇帝欲望、无视百姓利益的意思。他把长安、洛阳定义为皇帝的“东西宫耳”,巧妙地把国家的都城偷梁换柱为皇帝的私宅,皇帝在自己私宅当然可以为所欲为。就这样,李林甫为满足皇帝的欲望制造了充分正当的理由,而这恰恰就是李隆基所面对的“认知困境”:裴耀卿、张九龄心系百姓的劝谏,看上去义正辞严,李林甫迎合上意的谄媚,同样显得正气凛然。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政治议题上,皇帝都会面对同样冠冕堂皇的劝谏,该何去何从、如何判断?李隆基选择了顺从自己的欲望,因为他就是自己行为的最终评判者,他可以随时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正义的,更何况李林甫还给出了充分正当的理由。就这样,李隆基做了错事也可以被说成是对的,顺从了欲望也可以被认定是正当的,直到最后他不断放大自己的欲望而浑然不觉,从厉行节俭、恪守法度堕落为荒淫无度、昏聩无能。既是实施者,又是评判者,皇帝身兼两种角色而陷入了自我封闭。皇帝做事也好、思考也好,始终缺少一个独立于自身的客观参考,只能让自己的欲望不断膨胀,任由自己的偏见在正反馈的情况下不断放大。本来广开言路、虚心纳谏能够为皇帝提供一个客观参考,从而避免皇帝陷入自我论证的循环。但是皇帝一旦陷入精神封闭,就会把不同意见看作是对自己的挑战和不满,而把美语甘言视为支持自己的表现。在提拔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的事情上a,张九龄执意不从,认为牛仙客大字不识,而尚书之位多由德高望重之人担任,不是奖赏之官,不能滥施于人。面对骨鲠之臣的面折廷争,李隆基只是愤愤地反问道:“事总由卿?”不久,张九龄就被罢免了宰相。皇帝一旦进入精神的封闭,就会对任何不同的意见怀有敌意,同时皇帝也会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悦。他做出的决策、写下的文章、说出的话语会被无数人奉为金科玉律,而他自己也会把自己等同于真理。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认定这个人是敌对分子而予以打击。皇帝再也不必担心自己的言行不合准绳,因为他自己就是准绳;皇帝也不必担心自己纵欲过度,因为他的欲望就是正义。晚年的李隆基就这样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心理上的舒适区甘之如饴、难以自拔。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性,根源就在于绝对权力让人兼具实施者与评判者两种角色,从而不可避免地让人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陷入自我论证的精神封闭中。这与自律无关,也与道德无关,因此不必企盼道德高尚的圣人就能逃出罗网。正确的做法是摒弃根深蒂固的“圣人情结”,放弃期待真龙天子出现的思维定式,打破对绝对权力的崇拜,在权力约束上进行制度设计。李隆基逃到西蜀之后,对历任宰相做出了真实的评价。在评价李林甫时说:“是子妒贤疾能,举无比者。”给事中裴士淹趁机进谏说:“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邪?”李隆基默然良久,为之语塞。其实,李隆基不是不能罢黜李林甫,他只是难以走出自己的世界,他宁愿在精神的封闭里养尊处优。而在李隆基陷入耳目闭塞的精神封闭过程中,李林甫可以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李林甫为相,不仅乐见皇帝放纵欲望,那样他自己能把持朝政、滥用权力,而且李林甫还善于通过控制皇帝获取信息的渠道来控制皇帝的思维。皇帝如何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知道什么。而李林甫则是前现代社会的信息高手,通过“信息不对称”的伎俩,一直控制着皇帝获取信息的渠道与内容。<  end >►《历史不糊涂》:作者:李拯。历史有用,当它警示当下的时候;历史有趣,当它让你琢磨不透的时候。本书从儒家思想、皇帝权力、官僚政治、既得利益与利益集团等多个角度,绘制成一幅中国政治传统的“认知地图”,再现古代中国制度衰败的真实过程,并揭示“历史周期律”的深层原因。这将是一场有趣有料的头脑风暴,关乎历史,更关乎我们所处的现在与即将抵达的未来。 中信出版集团参与评论 评得越好就有可能获得《历史不糊涂》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书房记有赞店书房记微信:shufangji2013书房即故乡长按二维码即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