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昇:在追寻川端康成的路上,我决定改行研究历史

发布时间: 2017-03-07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
韩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唐史、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中国佛教史。
韩昇的父亲韩国磐先生是著名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史学家。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父亲被关了“牛棚”,家里被抄得只剩下大部头史书,韩昇的童年阅读就从《三国演义》、《史记》开始,埋下了后来从外国文学转向历史研究的伏笔。
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他曾负笈东瀛,修习日本文学。背着睡袋、相机和干粮,沿着川端康成的足迹探寻雪国,这样的学习让他体悟了治学门径,也促使他做出了“改行”的决定。“当时我想,我再来日本的机会估计是没有了,能去一次日本已经是老天待我太厚,我不敢想还有第二次!”如果不能自由行走于日本,又怎么谈得上理解日本文学?
当记者问转向历史研究是否得到父亲的建议时,他笑言:“我父亲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我们能够出去闯荡和这有关。他只要求你学好,学什么都学好。我还真感谢他,他说子孙自有子孙福。”
从日本回国后,韩昇转而专攻中日关系史、中国古代史。作为国内首位研究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的学者,他的课题入选国家教委“八·五科研项目”,并被破格评为教授。后陆续出版《隋文帝传》、《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唐太宗治国风云录》等著作,近年来还活跃于公众历史的平台。他认为社会对于通俗历史的需求很大,但需要有一流的学者将精深的知识用简单的语言告诉民众。
近日,韩昇教授在采访中向大家讲述了走上历史研究道路的历程。
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应该是童年的影响。我是1977级的大学生,当时读外文系可谓“天之骄子”,历史系是最没人读的。但最后我会转到历史系,还是因为童年经历。
政治运动中揭开封条读书
我父亲在国内应该算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文化大革命”是从斗“三家村”开始的,当时厦门大学的“三家村”就是校长王亚南、我父亲、还有明清史的大家傅衣凌。
韩昇的父亲,著名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史学家韩国磐先生
父亲是爱书之人,家里书多。红卫兵抄家,把小孩子能读的书都抄走了,剩下的都是小孩子读不了的书,就是些史学著作。抄家本来是很没理性的,但是我家比较有趣:党委还没被冲击的时候,他们有个(说法),说我家里只要是史料的都不能抄,所以当时很多书没有收走,只贴了个封条。我就偷偷揭了封条读书。
小学二年级时遇上“文革”,从那以后就开始读书了。最早读的是从邻居那里借来的《三国演义》,我还立志抄书,但抄了几回抄不动了。接着就开始读古文、读历史书。前几天我开《史记》的课,他们很奇怪,问你怎么能读《史记》,我告诉他们我小学二年级就开始读《史记》了,因为我那时候只能读这种书。
送饭救了历史学家的命
我父亲跟学生关系很好,虽然名气很大,但是学生没打他,还对他蛮好的。那些平时很凶的老师,被学生打得半死,很多打死的。“文革”的过程就是关关放放。一开始冲击反动学术权威,我父亲作为“三家村”之一就被冲击了。
后来毛主席说,方向不对,要冲党委,所以这些人都被放掉,去冲党委,党委一冲,管理体系乱了,就开始武斗,开始打砸抢。再往后,党委也冲了,抓得没人抓了,就想想这些学术权威也该抓,又抓进去了。
父亲被关在“牛棚”里。关“牛棚”就是挑一些黑暗的学生宿舍把人隔离开来,窗户钉上木板,防止你跳楼自杀;台灯全部拆掉,防止你触电自杀。我父亲身体不好,红卫兵对我家比较开恩,允许我给他送饭。
所以,我九岁就开始送饭。送饭是“黑七类”,出门也经常挨打。后来其他“牛鬼蛇神”一看,也想送饭,但是不敢,就让我帮忙送饭。所以我一次要送好几家的饭。傅衣凌的饭就是我送的,我从小就和这位明清史大家在一起。
为了读书跟“汉奸”学日文
我送饭的时候才9岁,读了很多历史书,很喜欢历史。学校上得断断续续,因为有时候要停课闹革命,有时候又复课。但是我总觉得读书成了一种习惯,没书读不行。那时国外有很多学者给我父亲寄材料、寄书,记得很多都是日本来的,翻开来怎么也读不懂。就觉得应该学日文。
我找了一个“汉奸”当老师。当时读法律的都是“反革命”,读外文的全部是“汉奸”。这位老人家是留日的,住得离我家有点远。但这个老人家没被批斗,因为他女儿竟然是党校校长,所以不好斗,就挂个牌,定性“汉奸”。我就到他家去学的日语。
一边当临时工,一边读外国名著
高中毕业后,给我安排了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去鼓浪屿高频设备厂当临时工。当时跟苏联要打仗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去挖地洞,挖打炮炸下来的渣。
有一个工友的哥哥钢琴弹得特别好,跟当时非常著名的钢琴家殷承宗齐名,水平甚至不在殷之下。他不知为什么比较早就有思想,几个人在一起聊“文革”,还烧了毛主席的相片。后来被上面知道了,因为有人去告密。
最后那几个人有的被枪毙了,这位哥哥因为钢琴弹得好,只判了死缓。他弟弟就整天去弄些书来,那些书都是没头没尾的,看完就塞给我看。我后来才知道,那都是《红与黑》之类抄家抄出来的外国名著。
法国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
做了半年多“深挖洞”的活,回到厂里,改做电镀。电镀镀锌,氰化钾电镀,那是剧毒,手一旦触碰就会死,没有任何防护设备。漫天的酸雾几天都不会散开。我就在电镀空余的时间,没日没夜地读这些书,读了很多。
那时候我18岁。世界名著真的为我打开了一个世界。如果说后来我对历史有感觉,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阅历;二是用心去感觉那个时代,读书不用心就白读;第三是人文熏陶,就是那些名著的熏陶。
当时读书也不能马上联想到现实,但是后来反思得特别快。1976年毛主席过世,当时我们由衷地觉得中国完了,要沉沦。后来就听说“四人帮”被抓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四人帮”,但是就会感觉到无比高兴。再后来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以思想了。一想(就明白很多事),就特别快。
从外文系到历史系
1977年我上大学,1982年就留校在外文系当老师,教79级的学生。我在77级里算年龄小的,79级的学生有些年龄还比我大,也不乏已经工作的人甚至是政府官员,我却要教他们,想来很恐怖。
1982年我考取日本文部省奖学金去留学,后来在第二次去日本前转到了历史系。那时人家都觉得很奇怪,工作也挺好的,在外文系都当教授了,为什么又转到历史系?而且外文系有钱,历史系很穷。我觉得学历史要真正喜欢历史,不能想着靠它赚钱找工作。如果加入了非历史的东西,为某种目的去读历史就读不好。
当时我的编制在外文系,教历史系的课,读在职研究生。1992年时是副教授,1995年就是历史系的教授了,当时申请的是教育部直属的破格教授。当时我是第一个研究古代日本移民的人,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成果,就申请当了教授、博导。
“我鼓励所有人去留学”
我去日本留学是一个偶然。以我自己的经历,我鼓励所有人去留学。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当时日本首相叫大平正芳,是田中角荣之后的首相。大平那一代(日本领导人)内心里有一条(原则),只是没有说而已:(认可)对战争的忏悔和补偿。这和今天的安倍不同,安倍太狂妄了。
大平正芳那一代人用行动在做补偿。他为了帮助中国的日语教育,开始轮训全中国的日语教师,叫做“大平班”,由日本政府出钱,办在北京语言大学,所有日语教师都去接受教育,之后再去日本学习一个月。在我之前的日语老师很少,都去过了。
接着日本政府又给了一个机会,中国可以派10个人去日本一年,还是由日本政府给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教育部经常放给北京地区,因为选拔要考试,有很多麻烦的手续,放在北京好就近处理。这样造成很多地方院校不满,我们学校就去争取,所以那年第一次把名额给了地方。
名额到了厦门大学,外文系领导一看,不要,把名额退了。因为此前其他老师都去过了,接下来就是我。这不得了,你才留校,去的时间又长钱又多,(系里认为)不合适,名额就退到学校去。
校领导看了大怒,说我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你竟然不要?有没有人能去,给我查查。系里就说,这个刚留校的年轻人怎么合适呢。校领导说怎么不合适呢,这个名额我们学校不能放弃,先送去再说。然后我就去北京师范大学考试,日本大使馆的秘书亲自来面试,用日语面试。最后就录取了9个人送去日本。
我觉得留学的经历非常好。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革命,天天坐在家里想象着别人的水深火热。我当学徒工,三年期限满了以后当师傅,一个月能有33元工资。大学本科毕业生给优厚待遇,48.5块,第二年转正后是58.5元。厦门、上海都这个价。
当时在中国认为是挺好的日子了,到日本一看,只抵人家一个小时的工资。而且日本治安好得不得了,夜不闭户,房子都是落地大窗大门。我都在学校读书读到深夜回家,夏天热啊,就把窗门都打开。日本人都睡地板榻榻米,女孩子也就这么睡在那里。那种安宁、安静的社会景象对我冲击很大。现在日本不行了,防盗窗什么的装上了。
重走川端康成走过的路
在日本做学问也跟国内不同。我在外文系读书,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川端康成。因为我读历史,喜欢这种有历史感的人物。当时我的研究也算是做得好才留校的,但做得再好,也只能是通过读川端康成的著作来理解他、体会他、研究他。
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日本文学老师,跟着他读研究生。首先他上课非常生动活泼。他讲小说用图解,描绘一颗红心丘比特的箭怎么射,人怎么表演,男女在树下如何相会;(有一次他)“咚”地就从台上蹿下来,没注意下面一根杆,“啪”地竟摔倒了。同学们都喜欢得不得了,满堂喝彩。
日本教授都有一个房间,学生到房间来上课。这个老师烟酒俱佳。一上课,烟酒都搬出来,招呼大家“喝喝喝”,大家哪里敢喝,其实是他想喝。
他叫我打起背包,把川端康成走过的路全部走一遍。他在哪里创作的,就走到哪里去,哪一天下雨他写出这篇文章,你就挑一个雨天坐在那里,去感受他的心情。比如川端康成的名句:“穿过隧道就是雪国”,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这一面是青葱碧绿,那一面是大雪纷飞,中间是一条隧道。
在这绿树中,穿过一片黑暗的隧道,过去了,啪,一片雪。这对日本人是一种心灵的震撼,中国人光读文字是没有感觉的。
所以文学是感性的东西,是要用心去感受的。如果没有那种艺术感,你就只能读情节嘛。什么半夜到窗下唱情歌,情歌怎么唱你都不懂。
川端康成《雪国》中的隧道
当时日本的政府奖学金还算丰厚,大约相当于日本大学一个助教的工资,但是旅馆也是住不起的。我出门就带三样法宝:买了一台单反相机;借个睡袋,薄薄的,但是水渗不进去;再买罐头、切片面包、拎一瓶水,这样便宜省钱。
走到哪里睡到哪里。找个没水的地方,人钻进去,睡袋一拉,东西放在里面,安全得不得了。找个安全的地方,不会被汽车碾过就行了。醒了再走。再后来干脆睡火车。一列夜行列车,管它什么车,晚上爬上去,占两个位置睡觉,醒了再下来。所以我基本上是走遍了日本。我现在要是去日本当导游,日本的导游不如我。
我在学校就拼命读、学、做笔记。国外假期多,不像中国的大学,我们一学期19周,京都大学只有15周,实际上上课只有7周。每一次课都要准备好再来上。要读许多书,读了再来听讲,没读就请出去。
我觉得所有的学问都得用生命去体验,包括历史。我上历史课,我讲过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我去过的,停留并且深度感受过的。没待过,你就是瞎讲。
中国人讲格物致知,一定要去“格”。我从日本回来以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当新华社记者,能到处走。西周以来到明清,每一个时期都有历史特点,我想去承载历史转折的地方行走。我写文字,请人来拍,请会朗读的人来朗读,做一个“中国历史上的12个转折”。
在日本决定改行
我在日本读了一段时间日本文学以后决定改行。为什么呢?当时我想,我再来日本的机会估计是没有了,能去一次日本已经是老天待我太厚,我不敢想还有第二次!读书一定要先明白门道,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入过门。我已经知道研究日本文学必须怎么做,我想我回国以后没有这种可能了。我怎么还有可能走川端康成的路呢?
于是我就决定转到我能做的方向上,一个是中国历史,一个是中日关系史。这样我有我的强项。
研究世界历史,第一个要求就是外文精通,而不只是能读懂。中大的一个教授朋友勉励我说,跟我们讲日本史你已经是权威,有本事你要去跟日本人讲。我说好。后来就实现了。我在日本三所大学任教过,教日本学生日本史。为什么语言要精通?很多词语在本民族语言中的传统你要懂。就像我们的汉语,一定要懂汉字。
第二,要有在这个国家生活的经历。你看法国大革命,法国人的感受和中国人不一样的。我们一片叫好,法国人一片哀嚎,再也不革命了。它为什么在法国爆发,前因后果、民族传统,这些如果读不出来,就没有世界史。不是说读读洋人写的东西就行了。
我们要有自信,我们做的中国史比洋人都做得好。虽然现在很多年轻人盲目地崇拜外国人,但是在我眼里,我们就是能做得比他们好。
这不是狂妄,我们要有这种自信。就像你来讲我的家史我肯定觉得无地自容,我来讲你的家史你会觉得受到了侮辱。至于我没有关注到的点你关注到了,我受到启发,我非常乐于接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真的要用你全部的生命去和历史对接,才能理解司马迁那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本文原载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本文转自“青年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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