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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2


曾国藩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的故事流传很广。很明显,两个字换个位置,意思大不一样。
  杨树达先生《汉文文言修辞学》有这样一段记载:闻诸先辈云:平江李次青元度本书生,不知兵。曾国藩令其将兵作战,屡战屡败。国藩大怒,拟奏文劾之,有“屡战屡败”语。曾幕中有为李缓颊者,倒为“屡败屡战”,意便大异。
杨树达此说中,是曾国藩参李元度的奏折被幕宾将“屡战屡败”修改为“屡败屡战”。而台湾教育研究院2012年推出的“教育部”《成语典》修订本中,则解释为李元度替曾国藩修改:相传曾国藩率领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屡吃败仗,曾国藩上疏朝廷,言及屡战屡败,经李元度更改为屡败屡战,以显示其奋勇无畏的作战精神。
  无论是幕僚所改,还是曾国藩自己修改,似乎都不重要。因为即使再加上小说(如唐浩明所著《曾国藩》)和无从稽考出处的网络热帖,似乎都肯定曾国藩将改为“屡败屡战”的折片奏报了朝廷。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曾国藩首次参劾李元度
  自咸丰四年(1854)正月曾国藩衡阳出兵起,李元度就出任曾国藩幕宾,帮助办理营务。这年三月曾国藩靖港兵败、退居长沙城外妙高峰时,曾两度想自杀,被李元度等幕僚所救。多年来,曾国藩视李氏为莫逆,感念非常。为表谢意和诚意,曾国藩还告诉李母,想“与次青约成婚姻,以申永好”。
  当时,因李元度的两个儿子皆已订婚,便约如果李元度再有第三个儿子,便以弟弟曾国荃的次女或三女许之。后因双方儿女的年龄差异过大,此议终未得成。直到曾国藩死后,才有其孙曾广铨与李元度之女成亲。
  至于李元度带兵,则是咸丰五年(1855)后之事。他带的平江勇,并非一开始就屡战屡败——曾于咸丰六年(1856)二三月收复过江西进贤县、东乡县并于三月底进兵抚州城下。
  抚州城下,李元度一开始还多次获胜,由候补同知升为同知。咸丰六年七月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曾国藩就曾如此评价过李元度的战绩:“李次青在抚州大小三十余战,小挫二三次,余俱获胜。虽未克复府城,而东路十余州县赖以保全。”
  咸丰六年九月,李元度抚州营寨被太平军攻陷,第一次为曾国藩所参:“即选同知李元度,调度失宜,请旨革去花翎、同知,仍以知县候补。”但其中,并无“屡败屡战”之语。
曾国藩再度参劾李元度
  咸丰十年(1860),新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奏调李元度为安徽皖南道,命其统带所募之三千平江勇于八月上旬赶赴自己所驻扎的祁门大营。脚跟尚未立稳,便有宁国失陷、徽州吃紧的军情,李元度又被曾国藩派往徽州办防。李元度十六日接防徽州,二十四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便率四万多人围攻徽州。李元度只坚守一天一夜,二十五日,徽州即告陷落,祁门东部防线为之丧失,湘军粮道受到严重威胁。
  最初几天里,由于太平军包围,音讯难通,曾国藩一直不知李元度的下落,以为其已经殉难。当时在给胡林翼和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还后悔不应让李带兵:“李元度从大南门出城,至今三日,尚无确耗。殆已殉节,哀哉!此人吾用之违其才也。”
  但很快,曾国藩得悉李元度并未殉难,逃出后游走于“浙江衢州、江西广信等处”,迟迟不回祁门大营。于是,曾国藩决定具折参劾李元度。据说,当时起草奏稿这类事情为李鸿章职事所属。李鸿章拉上另一幕友,前去为李元度说情。不被采纳后,李鸿章便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毫不相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说:“若此,门生即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亦不挽留,发话:“听君之便。”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果真很快离开了曾幕。
“屡败屡战”为后人附会
  咸丰十年九月十六日,曾国藩上折参劾李元度:“至徽州之陷,皖南道李元度躁扰愎谏,既不稳修营垒,又不能坚守待援,仅守一昼夜而溃。贻误大局,责无可辞!……相应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以示惩儆。”但通读全折,也无“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之语。
  得知曾国藩参奏自己之后,李元度愤而跑回湖南老家。经浙江候补道邓辅纶引荐,浙江巡抚王有龄将其奏调赴浙。朝廷同意后,李元度并不具禀请示曾国藩,就募勇八千人赴浙,命名为“安越军”。
  之后,经湖广总督官文、江西巡抚毓科奏保,以收复义宁、瑞州有功,先后被赏还按察使原衔,赏加布政使衔,同治元年(1862)二月初三日更被实授为浙江按察使。
  对于李元度这种擅自脱离门户的行为,曾国藩自然十分恼怒。二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在代新授江苏布政使的弟弟曾国荃上谢恩折时,附《参李元度片》,第三次参劾李元度。
  曾国藩在参折中告诉朝廷,李元度所收复的两个城池均为太平军先自退出,并无克城之事;而且,奉命开赴浙江之后,“六月至江西,八月抵广信,九月抵衢州,节节逗留”,完全不顾浙江巡抚王有龄之催促和进兵哀求,使得杭州城失陷、王有龄殉难,属于“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难宽宥,情亦难恕”。为此,曾国藩提请朝廷将李元度革职,交时为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差遣,对安越军进行裁汰精简。但此折片中,同样也没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之语。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多次参劾李元度,但参折中并没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之语。
  而遍查《曾国藩年谱》、《曾国藩全集·奏稿》等史料,如咸丰四年(1854)正月岳州、四月在靖港失利,曾国藩上《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十一月九江兵败,曾国藩两次上“奏谢宽免处分恩折”时,也都没有如传言所说的“屡败屡战”之语。由此推测,曾国藩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的说法,是后人因其用兵、做事能坚持并因此走出困厄、成就大功而附会的。
( 摘自《读书》 文/ 刘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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